■原以为日本人要杀我
我是1943年被日本人抓走的，那时我们村附近就是日军的兵工厂，兵工厂周围有两个日军据点。
我家里有父母、姐姐、弟弟共八口人。那年我19岁，村里人都说我勤劳又美丽。追求我的小伙子不少，也有人来提亲，但我不愿意，打仗那个年头，太乱了。
大概是10月份的一个上午，我和三个要好的姐妹谭亚细、谭亚节、符亚伦在田里割稻子，突然来了几个鬼子，老远就开始鸣空枪，我们吓得躲在田里不敢出去。鬼子太狡猾了，竟然从背后包抄，把我们都围起来了。就这样，我们被带到日本人的据点，崖县境内一个叫什漏的村子，离兵工厂不远。
四个人被关在四间茅草屋里，那是逃难的村民留下的空屋。我们四个年纪差不多，都没有结婚。我以为日本人要杀我们，因为以前在据点附近看到过日本人杀中国劳工和外国战俘，没想到当天晚上就被强奸了。
那天晚上来了四个日本人。他们两个两个地进屋，一个人强奸我，另一个人站在旁边观看。我想哭，但一出声他们就打我，只能强忍着无声地哭。
10天后，我们被带回到南林据点，离家不过三里路，远远地看得见我们的村庄。离家这么近却不能回家，父母也不知我死活，我难过极了。
在这里住的是铁皮屋，屋子有一个窗户，一张木板床。每顿饭有人从窗口塞进一个饭团，吃不饱，但是每天都从窗口伸进根水管让洗澡。日本人不给衣服穿，我们一直穿自己的筒裙。铁皮屋的门是锁着的，只有上厕所才能出去，但也有人跟着。四个姐妹见不着面，就是看见了也不敢说话。
日本人白天晚上都来，不分昼夜。少则一天三四个，多则一天八九个。他们进来都带着枪，没有一个脸色和气，都是凶神恶煞的。日本话我听不懂，他们用手比划要我怎么做，但一般都是先打我一顿耳光，然后开始强奸。就连月经期也不放过，只叫我先洗洗下身，擦干了他们又来强奸，弄得满身是血。
他们给我避孕药，开始我怕是毒药不敢吃，后来看到别人吃了没死，我才敢吃。有的姐妹偷偷含在嘴里，等日本人走了就丢。后来日本人知道了，每次都要看着我们吞下去才走。前几年我听别人说才知道那是避孕药，那个时候每隔两三天就要吃一次。
■家里人当我已经死了
我每天都想跑，但外面有铁丝网，还有岗楼，日本人站得高高的监督我们，根本跑不掉。
一年多后，我全身浮肿，皮肤变黄，下身有很浓的臭味。一个当伪军的本地人担保让我出去治病，说两个月后就回来。日本人本来就嫌我没用了，所以同意了。1945年的6月份我出了据点。
两个小时的路走了一天才回到家。母亲见到我后抱头痛哭，说：“女儿你还活着啊。”她告诉我，父亲在我被抓后生病卧床不起，没多久就去世了。其实我被抓的时候村里有人看见，告诉了家里。他们找不到我，家里又没钱送礼打听，所以只能当我已经死了。
母亲懂得草药，到山里捡了好些草药熬给我喝，两个月我全身才消肿，脸也不黄了。后来我听说，那三个姐妹直到日军投降才回老家，因为没有药治，在1946年春夏间都死了。
一个晚上，我从家里看见据点好像很混乱，日本人一车一车地走。第二天才听说日本人被打败了，下海回国了。
我的事只有母亲知道，日本人警告过我不准跟任何人提起据点里的事。母亲去世了，我还是担心别人知道，就跟弟弟离开老家，搬到了姐姐出嫁的这个村。
■我一直也不敢再嫁人
对歌是我们黎族的习俗，1950年我通过对歌认识了我丈夫。结婚后我才告诉他我原来被日本人强奸的事，他说：“我没听说过啊，我们已经结婚了，就不要提过去的事了。”我们感情很好。我怀过一次孩子，但不知道为什么孩子死在肚子里了。结婚后一年，我丈夫就死了。我以后也不敢再嫁人了，怕人家知道了我的事情会打骂我。一个人也好，安静些，我认了。每次有人来采访或者是看了有日本鬼子的电视，晚上就要做噩梦。
我们是从1998年开始告日本政府的。1997年日本律师团找到我，要我告日本政府。我说，告我愿意，但是要认强奸我的都是谁，我已经认不出来了啊，他们说没关系。因为我腿脚好，记性还可以，他们就让我当代表。这次去东京法庭作证的结果我不知道，败了的话，我还要告。
我年轻时去过三亚，没想到东京比三亚还远。这次去日本带的布包是我自己缝的，衣服是别人送的。在日本天冷，人家又送了我很多衣服，回来后行李变成了几个大包。
■ 叙述背景
慰安妇
2005年2月20日，96岁的朱巧妹在孤苦中辞世。此前她是上海市崇明庙镇慰安妇幸存者，也是世界上最年长的慰安妇幸存者。随着她的离世，公开承认的中国慰安妇幸存者只剩下35人。
许多国家的历史学家和法律学家说，在二战那场空前的劫难中，有两种罪行最令人发指，那就是德国法西斯对犹太人的集中大屠杀和日本法西斯实施的慰安妇制度。
二战期间，全世界至少有40万妇女被日军强逼为性奴隶，受害者涉及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各地、日本和少量在亚洲的白人妇女。日军在中国20多个省市设立的“慰安所”不少于1万个，被抓去的妇女不少于20万人，其中大部分被日军凌辱致死。
中国学者苏智良说：“‘慰安妇’制度的罪恶在于它是当时的日本政府和军队运用国家力量，有计划实施的军事性奴隶行径；它是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暴行，是日本侵略者违反人道主义、违反人性伦理、违反战争常规的制度化了的国家犯罪行为；它严重侵犯受害妇女的人权，是世界妇女史上最为惨痛的一页。”
让我们记住几组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经过13年调查得出的数字：
日军慰安妇全世界超过40万人，中国在20万人以上。
中国慰安妇平均“慰安”日本兵的比例是1比89。
接受调查的100余名原中国慰安妇只有不到1/3生育子女。
2005年3月18日上午，日本东京高等法院驳回中国“慰安妇”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和赔偿的诉讼请求。坐在轮椅上的原告郭喜翠手捧另一名原告侯巧莲的遗像，神情落寞地离开东京高等法院的法庭。截至目前，中国内地已有14批“慰安妇”提出诉讼，至今无一案胜诉。
就在不久前，日本文部科学大臣中山成彬演讲时，引用一名在加拿大的日本女留学生的电子邮件称，亚洲受害妇女“应为充当慰安妇感到自豪”，这位日本官员说，他对这一言论颇为“感动”，认为“这很难得”……
我挣扎的时候
鬼子踩我的腰
我是1943年五六月份被抓的。日本人在这里修公路，每家都要出人开山。父母只有我一个女儿，所以我就去了。但只修了一天路，日本人来点名，点了我们四个人，都是未婚的女孩子。日本人说让我们四个人以后负责舂盐。
我们干了一天盐活后，日本人要我们一起出去打斑鸠，四个日本人就把我们四个先后带走了。进山后，我跟着的那个日本人叫我钻进草丛中找被他打中的斑鸠。他从背后突然抱住我，就把我强奸了。我想跑，但是他有枪。我挣扎的时候，脸被抓破了，他一脚猛踩在我腰上，腰到现在还疼。
那天以后我们四个就被关进据点了。白天晒盐、煮酒，给日军洗衣服、搞卫生。晚上，日军随叫随到。他们不准我们叫喊，不准反抗，否则就拖出去打。
我们四个人中有一个是当时就被杀了的，她叫李亚娣，只有17岁。不知道怎么回事，她怀孕了。有一天，日本人叫我们都出去到院子里，结果我们看见亚娣头被砍掉了，肚子也被剖开了，肚子里的胎儿还在动。翻译官对我们说：“你们都看好了，怀了孕就是这个下场，给你们的药一定要吃！”我们在几米远的地方看着，吓得不敢靠近。同时被杀的还有一个女人，日本人说她是游击队员，但我们听说就是附近村里的女人。
我是在日本投降一年后结的婚。丈夫是同村的，倒插门到我家。他知道我的事，但比较宽容。现在我跟五儿子一起住。晚上经常做噩梦，梦见日本人又来了，我一叫喊，孩子们吓得赶紧过来看我。
本版稿件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