匹夫有责拿起笔杆子抗战救国

http://www.shxb.net [2005-8-15 12:12:14] 本报综合

匹夫有责拿起笔杆子抗战救国

西南联大（1937年11月1日－1945年7月31日）建立之时，恰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国现代大学出现10年之际。联大的建立带有突发性，因为抗战开始，为使中国大学教育不因战争而中断，才有了西南联大的出现。西南联大与抗战共始终，在昆明期间培养了大批人才，被学术界公认为抗战时中国最成功的大学。

办学刚毅坚卓精神伟大

抗战时的西南联大办学条件极为艰苦，图书仪器十分缺乏，教学设备更是简陋。学生宿舍大多是砖土墙、茅草顶的平板房。联大的其他校舍都是或租或借各地在昆明的会馆和城外的一些中学的校舍。教室多是铁皮屋顶，各类办公室全部都是茅草屋。学校食堂虽是砖木结构，但建筑却很简陋，里面只有几十张饭桌而无坐凳，学生都是站立用膳。联大的图书馆建筑也很简陋，仅比学生宿舍高大一些。由于图书馆不大，藏书不多，学生读书勤奋，每晚开馆前，门外总是挤满了学生，都想抢先进入借阅参考书，或抢占一个位子便于自习，如果动作稍迟，即会人满无座。

自１９３８年９月，日军飞机频繁飞临昆明进行空袭，狂轰滥炸，西南联大教职员工宿舍亦有被炸毁的，并造成了人员伤亡。１９４１年，日军又侵入我云南边境，战况激烈，并有一部分日军直驱进入桂黔骚扰，当时抗战形势危急，但联大岿然不动，校内教学正常，学生勤奋读书依旧，整个学校有条不紊，处乱不惊，表现了中华民族刚毅坚卓的伟大精神。

学子用笔杆子抗战救国

西南联大研究所研究员戴美政曾专门撰文，反映西南联大热衷于参加各种抗日救援活动的情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们以自己的笔杆子为武器，把舞台当作抗战救国以及鼓舞人心的平台，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戴美政指出，1940年8月1日正式播音的昆明广播电台，是专为抗战国际宣传而建立，是抗战时期中国功率最大的广播电台，为抗日战争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舆论宣传作出了重要贡献。而西南联大以其不可替代的思想、学术、人才的优势，全力支持了昆明广播电台的抗战宣传，留下了那个动荡时代的宝贵记录。北大、清华、南开本来就有演剧传统，颇有戏剧才能的同学也很多，到昆明后遇到相对宽松的环境，联大的戏剧活动便开展得日益活跃。先是联大话剧团的成立，以后相继成立的有联大戏剧研究社、青年剧社、山海云剧社、怒潮剧社、青年服务社、联艺剧社等。他们不仅在校内演出，还在省城公演和把戏剧带到远郊乡镇，一时间成为抗战戏剧活动中的主力军。

抵抗侵略的炮火唤起了国人的民族自强意识，抗日救亡也成为中国社会活动的主要内容，西南联大的学生积极参与到其中，为抗战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教授不顾安危传播知识

西南联大设立在昆明，其教授亦在日机轰炸下冒死艰难工作，他们的心态如何，不但直接影响到学校的办学效果，而且反映出人类文化的坚韧度（因为这些教授都是学贯中西的学者）。有很多联大教授在日军的炮火轰炸中的逸事至今还在流传。

日军从1938年9月开始轰炸昆明，一般人们听到警报声就会向城外疏散。但也有人不买账。哲学系教授金岳霖就是其中一位。一日，他正伏案写作《知识论》，沉醉其中。尽管警报大作，却不忍离开。待师生回来把他叫出，才知道房前屋后都被炸毁，只有他的屋子安然无恙。

一日，社会学教授陈达上人口学，讲着讲着，警报响了，同学们正是听得津津有味之时，提议到郊外躲空袭兼上课，陈达欣然同意。他们去到小山上，找一片茂密的树林，十余人坐下，把笔记本放在腿上，边听边记，陈达则坐在一冢土坟上讲课，历时一个半小时，吸引得其他疏散的人也站着听课。

云南师大见证历史

记者初到云师大，意外地看到，其正门除了校名之外，还把由联大校友、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双院士朱光亚所题的“中国历史名校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以及联大“刚毅坚卓”的校训和师大“学高身正，明德睿智”的校风摆到了很显眼的位置，可见西南联大这么一个教育史上的奇迹对后辈的影响。

一进校门，即是一条联大路，而路的左手边，是一片纪念西南联大的园子。再往前走，就可以看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亭”，实际上并不是一个亭子，而是三个，呈鼎立之势，构成一个稳定的三角形，应该是象征联大时期，三校“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冯友兰文）的历史吧。据《三校亭记》记载，该亭建于2003年4月，正是西南联大建校65周年庆典之后。三校亭，分别代表北大、清华、南开，亭上照例有对联，虽然横批的字体一致，但上下联的字体却颇合三校之精神，北大之雍容潇洒，清华之锋芒毕露，南开之内敛务实。此后，穿过闻一多那令人敬仰的塑像的草地，就可以透过掩映的树木，看到传说中“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字样了。而路边，则有三尊当年校务委员会成员的塑像，分别是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和南开校长张伯苓。

走下去，大路会被一片浮雕所隔断，而这片浮雕所反映的，正是西南联大的校史：分临大迁滇,合组联大,弦歌不辍,课余生活,科学教研,民主堡垒,复员北返等几个部分。旁边有一口井，土水井，位于西南联大旧校舍的后面，所谓旧校舍，只是一个矮矮的黄墙红门可容大约七八十人上课的小屋子而已。但就是这种简陋的屋子，在里面待过的人，可以列出一组长长的名单，包括陈寅恪、钱钟书、王力、朱自清、沈从文、陈岱孙、潘光旦、金岳霖、冯友兰、闻一多、杨振宁和李政道等。

正对着旧校舍的，则是一片茅屋，茅屋旁边就是“西南联大纪念馆”了。值得一提的是，在学校的一角，有一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由联大文学院教授冯友兰撰文、闻一多篆额、罗庸书写。这注定将是一块永垂青史的文章，所有读过这块碑文的人都会为那段岁月而激动。

不该被遗忘的角落

去北京前，接到了在北京寻访西南联大老校友以及纪念碑的任务，那时我对西南联大的印象还仅仅停留在小学和中学时代每年“一二·一”运动的纪念活动上，可当我经过一番恶补，又顺利完成了在北京的所有采访之后，“西南联大”这几个字仿佛突然压在身上，这是一段多么厚重的历史，为何现在的人们会将它逐渐遗忘？

云南师范大学我去过很多次，西南联大的校史展览也看过数次，可我现在非常遗憾当初没能仔细看看这些历史的见证。同样很遗憾的是在北京，因为学校放假，无法联络到北大、清华档案馆的人员，也就没能看到他们所保留下来的西南联大史料，只有在校园里做一些简单的寻访。可就这简单的寻访足以让我震惊，了解这段历史的人竟然那么少，很少有人知道西南联大作为战时的临时学校，走出了那么多的杰出人才，甚至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西南联大”四个字的最基本含义。社会的进步、思维的发展，现在的年轻人知道父辈和祖辈所不了解的很多东西，可是老一辈人所谱写的篇章，现在的年轻人并不知道。

我也一样是年轻人，我原先也不了解这么多历史，所以在沈克琦老师面前，我很汗颜。沈老今年已经84岁高龄了，但是与我交流的整个下午，他对历史的尊重让我觉得有些无地自容。说起抗战，沈老首先回忆的是甲午战争，是《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作为一个研究物理的老教授，作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沈老却将这些历史记得非常清楚，而我在高中考完历史后基本就将它还给了老师。沈老那一代的学生在西南联大，因为历史和时势催他们发奋，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历史只是考试的答案，从未将它留在自己的灵魂当中。因此相比那个年代的大学生，我觉得我们的差距不仅仅在学术上，而且思想最深处的东西都相去甚远。

记住历史！记住联大！这只是一句很简单的话，可是要真正做到会很难，不过只要愿意，一定还是能做到的。我希望能好好再去看一次西南联大的校史展览，然后买上一本沈老修订过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一读，更希望的是这一次关于西南联大的寻访能让更多人想起和了解这段绝对不能被忘记的历史。

北大清华不忘过去

无论是云南的抗战史还是全国的抗战史，仅存在了9年的西南联合大学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可当记者在北大、清华两所校园内寻访西南联大纪念碑等相关史料时，深深感受到了这段历史的珍贵。

北大走进北大西门，走过校友桥，从路口往南走，经过一片林阴繁茂的草地就能看到西南联大的纪念碑。这是1988年，北京大学为重现西南联大精神，决定复制在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为此北大派专人赴云南采集相同石质的碑体运至北京，纪念碑建成后于1989年5月4日举行了揭幕仪式。北大的纪念碑也是三校中最后一块建立的西南联大纪念碑，是按1:1原样复制了现在云南师范大学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体掩映在四周的绿树中并不显眼。

清华静立在清华校园里的纪念碑实在太多，记者找了好长时间才找到联大的纪念碑。清华的西南联大纪念碑呈长方形，立在基台的山石之间，碑体的篆书庄重古朴，碑上刻有“西山苍苍，南国荡荡，联合隽彦，大学泱泱”字样，字头组成“西南联大”四字，碑文简略记载了西南联大的历程。 1988年4月24日清华大学77周年校庆日，清华校友总会举行了这块“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的落成礼。

闻亭从清华的地图看，“闻亭”离西南联大的纪念碑不远，就在荷塘的西面，由于记者在大草坪前判断错误，多花了近一个小时才找到“闻亭”，它就在大草坪东北方向的一个小土丘上。“闻亭”即闻一多纪念亭，是一座古式六角亭，为纪念校友闻一多先生而建的。该处原有钟亭一座，清华建校初期便有，原为号令全校作息而设。亭内原有大钟一口，直径四尺，铸有“大明嘉靖甲午年五月日阜成门外三里河池水村御马监太监麦监造”。改为“闻亭”之后，清华校方在土丘下立了一座石碑，刻有“闻亭”的来历以及闻一多先生的简短生平。“闻亭”前有一座闻一多先生的坐像，身后的石碑上刻着他的一段话：“诗人最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这是1986年为纪念先生被反动派枪杀40年而建的，由雕塑大家钱绍武创作而成，如今这里是清华园内的一个著名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