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评论员 温星
在今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中国工商银行安徽分行行长刘卫星提出议案，建议我国实行12年义务教育。时隔半年，对此表示质疑的声音仍余音未了。在全国人大《义务教育法》修订座谈会上，曾任教育部副部长的柳斌明确表示：目前九年制义务教育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好，绝大多数地方根本就不具备推行12年义务教育的基本条件。
提出“9年变12年义务教育”思路的竟然是一位银行家，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能更多地从经济层面上为此建议的理论根基找到支撑。这样说或许有一些道理，然而在笔者看来，却或多或少有那么点“揠苗助长”的意味。大家都深知“揠苗助长”的结果，所以我们可以试问：把义务教育的年限延长就能够在整体上增强我们的国民素质了吗？显然，这是一个不尽合理的逻辑链条。
实际上，由于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在很多地方连最基本的九年制义务教育都难以保障，从很大程度上看，其原因可能就是国民教育尚无法做到真正“义务”所致。国家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固然是其中一大因素，但我们必须面对和接受这个现实，并且承认这个基本国情。当下，就一些落后地区而言，如何落实和执行好九年制义务教育才是最关键的。前不久，有媒体披露了一个数据，说培养一名大学生的费用相当于一位农民伯伯35年的总收入。也许不少人（尤其是农村人）听了会有点“望而却步”：天啊，让孩子上完九年义务教育就算了吧，要上大学那还不把老爹老妈累死！
当然，现在也会有那么少部分人对“一位农民伯伯35年的总收入”不屑一顾，因为他们是处于一个与其相反的生活环境和经济层面，处于像北京、上海这样一些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和地区，所以，这些地方的义务教育很可能确实早就超出九年了。这些城市和地区实情的确如此，但仍然构不成专门就此修改《义务教育法》的必备要件。我们说，人的五个手指头伸出来还都不一样齐呢，咱们能命令小指头也长到中指那样长吗？这就等于要求昆明的经济要和首都同步发达一样不切实际。具体到义务教育这个问题上，要是《义务教育法》按照银行家的意见修改了，北京、上海等地自然很容易甚至早就已经达到要求了，但那样其他落后地区就惨了，恐怕财政上再怎么支持、领导再怎么重视都没辙。
因此，提议将九年义务教育法定“拉长”到12年，其实是好高骛远的做法。就教育事业自身的规律来看，最重要的也绝不是时间长短，而是相对固定时间段内的教学质量。这个“质量”才是直接影响到我们整个国民素质的关键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