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沈阳、郑州、成都、广州、西安等许多大中城市，当你问起流落街头的乞丐来自哪里，不少人会给出相同的回答：甘肃，甚至会更具体一些：甘肃岷县小寨村。事实上，这其中有很多人并非出自岷县，甚至不是甘肃人，他们之所以喜欢把自己划归岷县小寨，不过是由于那里有远近闻名的“中国第一乞讨村”。
去年年底，小寨初中的校报《清泉》上刊登了《致全乡中小学生的一封信》，大标题是“别跪了，小寨人，站起来”，如今，小寨村土生土长的大学生李玉平和中学校长李平奔走呼号，他们呼吁小寨村的人能找回曾经的尊严，回归于正常人的生活……
小寨人，能站起来吗？讨出一个“新生活” 除了院落间树影的缓慢移动，时间在小寨村几乎是停滞的，无意义的。
记者到达小寨村的第一天，刚刚开始在村里游荡，就发现被一个戴深度近视眼镜的年轻人盯上了。他看上去不修边幅，脸上、衣服上也满是泥污，只是从神情上看，他与他的乡亲有着显著的区别。听说记者是来采访讨要现象的，他表现得极其热心，一再要求去他家里坐一坐，似乎有很多话要说。
这名青年叫李玉平，23岁，湖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的学生，也是迄今为止小寨村惟一一个考到省外的大学生。小寨初中的校报上《致全乡中小学生的一封信———别跪了，小寨人，站起来》那篇文章，就是出自他的手笔。
村里零星看到的多是老人、襁褓中的孩子、未结婚的小青年。“现在是村里人丁最少的时候啦，正赶上放暑假，很多人都领着孩子出去讨要啦。”坐在门前发呆的年轻人包世明(化名)告诉记者。
现在，小卖店里最繁忙的只是村里仅有的几部“能打长途”的电话——多半是外出乞讨的人向家人“汇报工作”。村口的老人说，如果是讨要的“淡季”，村里人多的时候，能看到另一番景象：小卖店里的啤酒白酒下得飞快；很多窗口里会传出麻将的哗啦哗啦声；另一些窗口会传出卡拉OK的歌声，很嚣张的音量……
摩托车，在小寨村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哪一家新买了摩托车，亲朋好友都会买一些鞭炮前去祝贺，主人则要杀几只鸡，摆下酒席款待大家，这一习俗被当地人称为“贺车”。砖瓦房、彩电和音响，也是那些解决了温饱的乞讨者的生活理想。
乞讨让我有了理想
“我的努力不完全是为了自己，我要让村里人看到，到外面读书是有前途的，供孩子读书而不是带他们讨要，是值得的，你可以在报上登我的真名。”李玉平自认是村里的异类，不过他显然不在乎村里人怎么看他，因为他有一种信念——他认为他对于拯救家乡人的灵魂负有责任。
六七岁的时候，李玉平就被父亲领到成都去讨钱。第一次出远门、坐火车、进城市的兴奋，很快就被第一次讨要的恐怖记忆取代了。李玉平说，第一次讨要的对象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那时的紧张和羞怯却是一辈子也忘不掉的。前面是陌生的城里人，背后是熟悉的父亲，他跪下去乞讨的那一刻，头几乎要埋到泥土里。“对于当时的幼小心灵来说，尊严意识倒不强烈，但是对这样的生活充满了厌恶和恐惧。”李玉平回忆说。
李玉平随父亲去了两次成都，分别讨要了20多天，“第二次去的时候，看到火车站广场旁边多出一栋很高的建筑，是成都大酒店，心里想城里变化真是快啊。”李玉平说，如果说讨要的经历对自己有什么“积极意义”，那就是开始向往城市生活。他选择了一条自认为惟一正确的道路：读书，近乎拼命地读书。
父亲第三次想带着他出去讨要的时候，李玉平说什么也不肯去了，他还说服了母亲，一起阻止父亲再出去乞讨。
在湖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李玉平属于那种吃得最少却浑身充满能量的学生，他不放过任何可能提高自己的机会。如今，他是计算机系的学生会主席，因为“个人奋斗”的卓绝而被同学们尊重。穷山恶水就乞讨？
和村里强大的讨要风气对抗，李玉平不无孤军奋战之感。好在他还有个同道，他的堂兄，小寨初中校长李平。
作为村子里难得的“文化人”，土生土长的小寨初中校长李平虽是教师，却更像一个医生，他喜欢探讨“小寨之疾”的成因，并试图给出治疗方案。李平日常工作的核心，就是与自己的乡亲、那些家长争夺孩子。尤其每年寒暑假的时候，怎么把学生们留在村里而不被家长带出去，很让他费一番心思。留更多的作业，甚至“违反政策”偷偷补课，李平认为，既是为了留住孩子，也是孩子们“知识改变命运”的必然选择。
因为李平觉得直接去做家长的工作收效不大，家长们只知道谁家出去讨要了，这一年的日子就能过得好一点。
记者曾和村里的几位老师聊天，他们觉得也许是因为自然生存条件一直很恶劣的缘故，小寨人在两个性格特点上表现得更突出：其一是不大能吃苦，“能干的活那么少，人就养懒了”；其二是把解决生计作为第一需要，甚至不择手段。
对于小寨村的乞讨风气，外界有人认为：小寨人不肯如传统农民般固守土地，在上世纪80年代就敢走出门去讨遍全国，倒是表现出了穷则思变的勇气。衣食足而知礼仪。小寨人毕竟现在衣食足了些，知礼仪该是下一步的事情。
不过李平给出的答案却并非如此：环境的先天不足绝对不应该成为自暴自弃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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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跪 帮“乞讨村”站起来
为了拯救“乞讨村”。今年年初，大学读了一年半的李玉平第一次回到家乡，他几乎挨家挨户地劝说乡亲，不要再出去讨要了，更不要带孩子出去讨要了。在李玉平的倡导下，小寨村的中小学在寒假之前举行了“告别乞讨行为”的升旗和宣誓仪式。
这两年，当地中小学校在寒暑假前都会进行“禁讨教育”，乡政府甚至希望以罚款的方式阻止村民们外出乞讨，但这些措施只是部分地取得了效果。
“只有让孩子们走出去，看看更文明的生活。那也许是够强大的拉力。让家乡的人站起来，我会为此作出自己的贡献，而且，对那一天的到来，我抱有信心。”李玉平最后说道。拒绝“跪下”的人们 在小寨村，“讨回来”的人们喜欢兴致勃勃地谈论城里人如何有钱，以及城里人的钱如何好赚，还会很自豪地说，“我们快把大半个中国都走遍了”。讨要的人往往获得了更好的生活，成了村里先富起来的人，这样就对那些拒绝讨要的家庭，构成了某种潜在的挑战，甚或嘲笑。
21岁的包世明(化名)没有出去讨要过，如今靠栽种一些当归(当地特产)谋生，他具有初中文化，属于村里年轻人中爱思考的一个。包世明说，现在村里的摩托车越来越多，“比驴子还多哩”。他做了一件“很有眼光”的决定：去县里学习了摩托车维修技术。“可惜没有资金，没办法开办一个摩托车修理站。”包世明为此感到遗憾和沮丧。更让他无法理解的是，村里那些因讨要而发家的人，并没有多少投资和经营的意识，他们总是安于现状。“他们(讨要者)怎么生活，我也管不了，但总觉得那不是长久之计。”包世明说，“我现在自己干点活，挣点钱，也累不着，生活还算过得去，挺好的。”
包世明平时的几个伙伴，因为家里大多曾有人讨要过，所以现在越发地闲散。包世明平时也不会发表对讨要的看法，是否讨要过，在小寨村从来不是划分人群的界限，大家相安无事。“只是见到记者了，有些话还是想说一说。”包世明补充说。对于多数不曾讨要的家庭而言，他们的心态有些尴尬，虽然偶尔可以对讨要现象说几句风凉话，得到心理上的优越感，但是眼看着人家个把月就挣回几千块钱，羡慕后的挣扎也是不言而喻的。小寨人能站起来吗？ 身为走出去的大学生，李玉平为家乡孩子们的前途深深忧虑着。
“讨要经历很长的孩子，会给心灵留下更多的创伤，或是造成畸变。村里有些孩子一旦和父母生气，偷出家里的几百块钱就敢出走。他们从小形成了一种思维，觉得凭着要钱生活很容易。”
比起揭不开锅的那段日子，小寨村如今的生活虽然依旧清苦，却并不至于连生计都难以维系。以小寨初中的李平校长为代表的一些人坚持认为，对村里人尤其是学生进行人格教育，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小寨人跪着生活是没有尊严的，仅仅依靠输血式的救助也是没有出路的，继续靠天吃饭是难以改变命运的。于是李平近乎执拗地相信，只有让孩子们玩命学习，考出去，小寨才有希望。
在学校里，这个校长像反对外出乞讨一样反对学生们看电视、看课外书，也反对他们留长发、穿牛仔、戴首饰。他坚持要他们用所有的气力来读书、读书，再读书。李平自己也承认，他的很多做法并不符合先进的教育理念，“但是我们又能怎么样？按城市学生的标准去进行素质教育，可能吗？我们唯一的竞争力就是拼命学习。”
李玉平觉得校长堂兄的某些做法近乎“专制”，但他表示充分理解其初衷。他们必须并肩作战。去年年底，他先在小寨初中的校报《清泉》上刊登了他写的《致全乡中小学生的一封信》。今年年初，大学读了一年半的李玉平第一次回到家乡，他几乎挨家挨户地劝说乡亲，不要再出去讨要了，更不要带孩子出去讨要了。在李玉平的倡导下，小寨村的中小学在寒假之前举行了“告别乞讨行为”的升旗和宣誓仪式。
但是李玉平还想要更多，他还想说服成年人。李玉平曾跑到乡政府和学校，提出自己“禁讨教育”
从孩子入手 近年来，随着“乞丐村”名声在外，当地各级政府更加重视“小寨现象”。他们相继出台了一些对小寨村的优惠政策，一些特困户还得到了政府三四千元的补助，用于危房改造。对小寨村的中小学，有关部门实行了“两免一补”(免除学杂费和书本费，特困学生进行补助)，使村里适龄儿童的辍学率大大降低。
这两年，当地中小学校在寒暑假前都会进行“禁讨教育”，乡政府甚至希望以罚款的方式阻止村民们外出乞讨，但这些措施只是部分地取得了效果，当这个适合讨要的夏天来临，还是有村民三五成群甚至几十个人结伴外出。“他们有时对政府说是出去打工，但是有打工带着孩子的吗？”一位村民质疑道。
面对人们日夜沉迷其间的讨要风气，无论李平还是李玉平，都不得不承认，自己属于弱势的一方。
一位村干部接受采访时干脆否认小寨村乞讨现象严重，他说多数外出人员都是正常务工；同时他也承认，假使村民选择乞讨为生，也仅仅是一种不被普遍认可的生活方式，“又不犯法，不好强制阻拦”。
在李玉平看来，对于那些习惯于接受施舍与救济的小寨人而言，不可能完全寄望于被外力拉起来。那么靠良心发现吗？衣食足是否必然导向知礼仪呢？李玉平无法摆脱矛盾的心态。
村里的许多人似乎习惯了这样的日子：被同情，然后被施舍。这一点记者到小寨村采访的时候也有体会。记者所到的每家每户都非常好客，当地人很以把“贵客”邀请到自己家为荣。据一位村民事后讲，记者从他家走后，很多人都跑去打听：“怎么样，记者有没有给你们家捐点钱？他回去能不能呼吁政府给咱们救济？”
“或许堂兄的思路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吧。只有让孩子们走出去，看看更文明的生活。那也许是够强大的拉力。”片刻的困惑后，李玉平给自己打气，“让家乡的人站起来，我会为此作出自己的贡献，而且，对那一天的到来，我抱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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