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两个月前的中国新锐杂志《新周刊》出过一期特刊，把“超级女声”、芙蓉姐姐这类流行现象都归结为“贱文化”。现在看来，这种观点有失偏颇，对芙蓉姐姐或许适用，但对“超女”却不然。近几周来，有关“超女”的评论和观点铺天盖地涌来，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无论是主流媒体还是职业枪手，普遍都对“超女”持赞赏态度，这和当初猛踩猛贬形成了鲜明对比。我们就此看作是一次非主流的胜利。
从某种角度来看，“超级女声”已经不仅仅是一次娱乐版全民狂欢。在2005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里，它不仅是社会事件，更是一次文化事件。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著名文化批评家朱大可，著名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超级女声”进行了深刻的解读。
“超女”是民意的胜利
喻国明：“超级女声”打破了社会的常态，只有打破常态的东西才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赞成也好，反对也好，痴迷也好，声嘶力竭地大骂也好，都是因为“超级女声”跟现存的规则或者内涵有很大的反差。它有两个突出点：一个是它打破了原有选秀的规则和程序，过去选秀一定要问你的出身、你的经历、你的专业资格认证，而这一次，海选的整个过程不问出身，不问来由，只要愿意，谁都有机会参与。
第二就是对现有审美规则的打破：过去是欣赏式的审美、庙堂式的文化，现在是参与式的。
朱大可：“超级女声”让我们看见了，媒体一旦抓住了民意，就会产生巨大的能量。我觉得，民意是21世纪中国的第一生产力。
喻国明：在“超级女声”进程中，出现了粉丝联名“罢免评委”事件。这都是一些民主参与的萌芽吧，因为评委在这样的游戏规则当中是权力的行使者，当权力行使者不能代表民意的时候，人们可能就对权力行使者产生质疑。因为被留下的女生应该体现大家的某种审美和期待，但如果你不按照大家的游戏规则行事时，大家就会通过某种方式对你进行谴责，对你产生某种压力。
李银河：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人们体验到自己能够发出声音来了，自己的声音能够表达了，不管表达点什么吧，总之是表达了，而且奏效了，这对于人们摆脱无力感是一种帮助。
大众娱乐应世俗化
李银河：其实，娱乐就是娱乐，不应该要求“超级女声”有社会责任感！因为这不是它要做的事。它要做的就是让人哈哈一乐，该管教育的管教育，该管导向的管导向，该干什么干什么。
喻国明：我觉得中国社会还缺少世俗化的过程。“超级女声”可能打破了人们某种传统的欣赏习惯和参与的游戏规则，但并不意味着它是不好的东西，不要用我们自己偏狭的没有改变的价值观念，去判辨一个新生事物。
“超女”打破精英文化
喻国明：我觉得“超级女声”是成功的，它被这么多人关注本身就是成功的一个标志，而且迄今为止，它对中国的文化发展本身起到的作用并不是很多人说的堕落化的，“超级女声”本身是一个非常有前景，非常有生命力的文化的萌芽，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事物。
“超级女声”至少是近年来社会文化领域最值得关注的一个标志性现象，它标志着大众文化的崛起，精英文化的打破——精英文化是唯一的，而大众文化是兼容并存的，所以这是游戏规则的深刻改变，我们要适应这样一个改变。
在大众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之下，我们必须用兼容的、宽容的态度去对待一些文化现象。当然主张积极的文化批评，但绝不是用行政权力，或者扣帽子的方式来对待大众文化。就像我们要尊重批评者的意见一样，批评者也要尊重我们的审美，我们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