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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光汉：后来的实践证明，遵义会议决议是反“围剿”战争经验教训的历史总结，是党和军队集体智慧的结晶，它所论述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军事路线与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军事思想的第一次系统概括，是当时“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改善军委领导方式”，实现“从阵地战术（短促突击）到运动战术的坚决迅速的转变”的纲领性文件，为中央红军与全国各地红军粉碎国民党军队“围剿”、突围转移、取得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这是扎西会议的成果之一。
中央红军扎西整编二渡赤水重占遵义
1935年2月5日至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扎西(今昭通威信)境内连续召开会议，讨论红军战略方针，并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决定。“扎西会议”对红军摆脱困境，争取主动和完成战略转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经过扎西整编后，红军扩充了3000多人，军威大振；于是回师东进；二渡赤水，于2月27日再克遵义，歼灭国民党军队20个团，取得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为实现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奠定了基础。
敌情变化 红军扎西议对策
遵义会议后，红一方面军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开始向川北进军，渡过赤水河，准备渡长江北上。这时，蒋介石为防止中央红军渡江入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立即调集重兵，企图堵击红军于川江南岸地区。由于敌情的变化，红军改向川、滇、黔3省交界的云南境内的扎西(今昭通威信)地区集中连续召开会议，讨论红军战略方针。会议由洛甫（张闻天）主持，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秦邦宪）、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等。
1935年2月4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进入云南威信（扎西），2月5日，军委纵队驻水田寨。当晚，中共中央在花房子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出席会议的有洛甫、周恩来、毛泽东、博古、陈云。一、常委分工，决定以洛甫代替博古总负责，毛泽东参与负责军事指挥；二、讨论中央苏区问题，对中央苏区的战略方针和组织领导问题作出决定。
渡江受阻 川滇黔建根据地
2月6日，军委纵队从水田寨进驻石坎子。2月7日至8日，党中央在庄子上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陈云、秦邦宪、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等，秘书邓小平。会议审查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
面对川军西向、滇军堵截和沿江严密布防的局面，如继续向北过江，势必遭到敌军顽强抵抗，后果不堪设想。军委2月7日向各军团通报了党中央及军委在庄子上的决定：“根据目前情况，我野战军原定渡河情况已不可能实现，现党中央及军委决定我野战军应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打开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
此前，遵义会议原来确定的战略方向是“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个决定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陈云的传达提纲便批评“这个决议只在一些比较抽象的条件上来决定根据地，没有具体了解与估计敌情的可能，没有讲求达到这个目的的具体步骤。而且个别同志对于四川敌人的兵力是过低估计的”。这段话明确地反映了扎西会议的观点。会议根据敌情变化果断地作出放弃原定计划，改在川滇黔边区建立根据地，牵制敌人，并立即挥戈东进，回兵黔北，从敌人空隙中穿插出去，二渡赤水，重占遵义，以大规模运动战来调动敌人，从而形成新的战略转移。
2月9日，军委纵队进入扎西。当晚，党中央在扎西镇江西会馆楼上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回师东进，实现新的战略转移，对中央红军进行精简缩编；组建川南（川滇黔边区）特委和川南（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在川滇黔边区开辟根据地。
红军缩编 大大提升战斗力
为了适应运动战的需要，会议讨论了红军一方面军的缩编问题，并于2月10日从扎西发布《军委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为适应目前战斗的需要，并充实各连队的战斗力，以便有力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便于连续作战，军委特决定实行缩编各军团的战斗单位……”按照新建制，一、三军团均取消师级组织，各缩编为四个团；五军团将现有的三个团缩编为二个团；九军团将现有人数的五分之三新编一个团并入五军团，其余五分之二人数编入三军团。中央纵队和军委机关也进行大量精简。甩掉笨重装备和负担后，大大增强了部队的机动性与战斗力。从此中央红军在正确军事路线的指导下，自觉采取高度灵活的运动战方针，不久便取得四渡赤水、重占遵义、歼敌20个团等战役的胜利。
扎西会议完成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作出的四项决议：
一、毛泽东同志被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中的第三项和第二项是由扎西会议（即2月5日花房子政治局常委会和2月8日庄子上政治局会议）落实完成的。而这两项都是遵义会议议定、没有来得及完成落实的大事，一项属于组织上变换领导，一项属于军事战线上分清是非，均关系到能否结束“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彻底纠正“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根本问题。
这些重大问题不是短短的三天遵义会议就能全部解决得了的，鉴于当时特定的战争环境，只能边行军、边开会、边解决，直到2月9日的扎西政治局扩大会议闭幕才宣告结束。因此，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补充修正和最后完成。
同时还应指出，扎西会议是张闻天“负总的责任”后主持召开的首次会议，充分显示了张闻天总揽全局、发扬民主、团结中央政治局与军委、统率全党全军的卓越才能。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遵义会议后“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到重占遵义后就任“前敌总指挥”，到3月12日撤销攻打鼓新场计划后进入新的“三人团”，成为红军最高首长（朱德是总司令，但受新“三人团”领导。长征时期，打仗压倒一切，毛泽东作为红军最高首长兼政治局常委，也就是五常委之首，在党内军内居领袖地位），经历了一个逐渐确立和巩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张闻天是最有力的支持者。
自扎西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内渐渐形成党中央书记张闻天同红军实际上最高统帅毛泽东互相配合，领导全党全军的格局，从而结束了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这种格局一直保持到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推定毛泽东同志为主席”（政治局主席兼书记处主席）止。
扎西会议后，1935年３月１６日，红军三渡赤水河再入川南，使蒋介石的沿江防堵落了空，又调兵扑向川南。龙云对蒋介石的指挥混乱深感不满，正当蒋介石、龙云各有打算时，红军已确定了摆脱敌军主力，绕道云南，渡金沙江北上的战略，挥师东向，渡过赤水，进逼贵阳。这一招使坐镇贵阳的蒋介石慌了手脚，急令滇军赶往解围。然而红军进逼贵阳乃是虚晃一枪，滇军被蒋介石指挥东调，正合我中央军委意图，３月底，中央红军转而向兵力空虚的云南挺进。４月８日在贵阳以东的黄泥哨、观音山与滇军两旅接触，９日摆脱了各路追军，于２３日越过平彝（今富源）黄泥河，分二路再次进入云南。
再次入滇目标指马龙
红军再次入滇后，迅速机动果敢地绕过沾益，对曲靖之敌围而不攻。4月27日，兵分南北中三路直插马龙，形成威逼昆明之势，调动滇军退保昆明。在曲马公路上的西山面店坡关下村，红军伏击了敌军车，战利品中的一幅云南地图使红军指挥员如获至宝，这幅地图使红军对下一步的行军路线更加清晰明了。
马龙在曲靖之西30公里，滇黔公路线上，地势高峻险要。县城居于羊角山、旧城山和大树林山三山犄角对峙的凹形地带之中，向西距昆明仅130公里。只要占领马龙，即可“下控黔关之险”，进可攻，退可守，所以，占领马龙县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成功攻城转战向宣威
当时，风闻红军进入云南，马龙县县长邹熙遵照龙云的部署，纠集地方团队400余人，以“三山”之险为前沿、城墙为依托，封闭城门，分兵固守，阻击红军，鼓吹“与城共存亡”。红军先头部队一军团二师六团于27日下午4时左右进抵城郊，迅速占领大树林山，居高临下，轻重机枪齐射，以密集猛烈的火力向城内进攻，随即控制了北、东、南门一带，用梯子、绳索，英勇攀越城墙，占领了东门，并向南、北门挺进，打开南门，包围北门，击伤副团总李祟堂(次日毙命)，俘获北门守敌24名，南门守敌政警队长杨歪歪吓得藏入乱草中。而县长邹熙妄图负隅顽抗，气急败坏地高喊：“抵着打!抵着打三分钟的赏大洋一百元。”然而大势已去，手下纷纷逃窜，邹熙亦只得携带“大印”落荒而逃。
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攻坚战，27日下午5时许，红军攻克了入滇以来的第一座县城——马龙。县长邹熙因未“与城共存亡”，而被龙云撤职查办，被迫服毒自杀。
打虎头山 俘敌近千人
执行党中央北上抗日正确方针的红二、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等率领下，于1936年3月20日、21日，红二、六军团两路先后从贵州西部的威宁县进入宣威的倘塘、龙潭两地。
龙云急调其驻滇西的刘正富旅火速赶往宣威。刘部两个团先于红军到达宣威城。3月22日，红军分两路行进，当天汇集于来宾铺一带。23日拂晓前，滇军刘正富率部出城，妄图一口吃掉红军。敌军很快占领了虎头山、紫微山、老营头等高地。红军很快占领了与虎头山相对应的大坡山、高家村、猪街子沟一带，摆开阵势与敌对峙。
23日9时许，刘正富令其嫡系一团冲下虎头山，向红军发起攻击。红军发起猛烈反击，敌人溃退中又被红军侧翼部队一阵猛打，除毙伤者外，还有100多人被俘，残敌狼狈逃回虎头山。10时左右，红六军团集中力量向虎头山发起攻击，激战中，红军始终将敌人压缩在老南山一带。
虎头山之战给前堵后追之敌以沉重打击，重创了滇军刘正富旅，打击了敌中央军郭汝栋纵队，共毙俘敌人近千人，缴获各种枪械400余支，为后来红军再度进入云南创造了有利条件。
柯渡决策 抢渡金沙江
寻甸县的柯渡镇虽然是个小镇，但此地不可小看，这里对中国的意义非凡。１９３５年４月２８日，中央红军由曲靖进入寻甸直逼昆明。惊慌失措的龙云，急调所属部队到滇东防堵红军，致使金沙江沿岸兵力空虚。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利用有利时机，迅速渡过金沙江。４月２９日，军委根据中央决定，在云南省寻甸县的鲁口哨，发布了《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４月３０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进驻寻甸县柯渡镇丹桂村，对抢渡金沙江作了具体部署。昨日，记者在柯渡镇上的红军长征纪念馆重温了这段历史。
1935年4月28日，军委纵队从曲靖西屯、面店一带出发，经马龙的鸡头村、王家庄一线，红一军团、三军团均进驻寻甸境内。由于红军各路大军连日向滇中前进，迫使滇军主力不敢离开昆明，而后面的追兵又无法及时赶到。这一情况表明，敌人已经无力阻止我军北渡金沙江。加之金沙江两岸空虚，军委抓住这样的时机，果断地决定各路红军立即向金沙江推进，准备抢渡金沙江。
红军佯攻绕过昆明城
4月29日，中央军委于寻甸鲁口哨向各部发出十万火急的指示，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苏区根据地。
30日，红军到达柯渡镇丹桂村后，军委立即召开了临时会议，决定以总参谋长刘伯承为渡江先遣队司令，负责组成渡江司令部，统一指挥全军渡江。红军兵分四路：红军一军团抢占元谋龙街渡；三军团抢占禄劝洪门渡；干部团抢占皎平渡，军委纵队随干部团跟进，五军团殿后；九军团在巧家至东川之间过江。一军团从昆明东面和东北面绕过，兼有佯攻昆明，掩护其他纵队的任务。
同日，红军各路以急行军速度，向金沙江靠拢。一军团从马龙的红桥、寻甸的塘子一线出发，进入嵩明县境并攻克县城。红军利用有线电话与昆明守敌通话，扬言要攻打昆明。先头部队还进抵距昆明15公里的大板桥，沿途张贴要攻打昆明的标语，造成了威逼昆明之势。昆明守敌被红军的佯攻所震撼，不敢出城应战。
同日，三军团从高田一带出发，经七星桥攻克寻甸县城。军委纵队以急行军速度从嵩明、寻甸交界地带，超过一、三军团，进驻姚家村。
占皎平渡北渡金沙江
4月30日，军委纵队、五军团和三军团进入柯渡地域，作抢渡金沙江的准备。
5月1日，军委纵队经鸡街入禄劝县境，顺利通过了普渡和铁索桥，当晚抵达小仓街。
同日，干部团前卫5连和中央前卫侦察组于傍晚赶到皎平渡口，渡过了金沙江，消灭了川军守敌，控制了渡口。
5月5日下午，军委纵队渡江完毕。这时，一军团在龙街渡口，因江面宽、水深流急，无法架设浮桥，来敌已经逼近，难以渡江。三军团也因洪门渡江水急，不能搭桥，靠一只船渡江速度太慢，只渡过了13团。在这种情况下，军委急令一、三军团于6、7两日从皎平渡过江。两军团按时赶到渡口，陆续过江。
担负掩护任务的五军团，与先行赶来的敌军13师激战数日，迫敌退守团街。完成任务后于5月9日傍晚撤离阻击阵地，当晚渡过了金沙江。
3月底在乌江北岸脱离主力红军的红九军团，经黔西、毕节、大定、水城、纳雍、盘县，于4月25日进入云南，4月27日占领宣威。5月5日，后续部队赶到。7日，全军团在会泽西北树节渡过了金沙江。
至此，中央红军顺利北渡金沙江。红军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以来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