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病贵”，贵到何种程度？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政协副主席俞祖彭在政协大会上说，现在中国个人年均医疗费用的支出已由1980年的14.51元上涨到512.5元，26年增加了30多倍！
俞祖彭委员说，由于经济原因，有48.9%的群众有病不敢上医院，城镇有29.6%、农村有65%应住院的患者不能住院，很多人因无力支撑高额医药费只能选择小病扛着，大病拖着。现在医疗费用的上涨幅度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符，“到了老百姓难以承受的地步”。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目前医疗费用的畸形增长？俞祖彭委员分析有“五大病因”所致。
——政府财政投入比例逐年下降，导致医疗卫生领域的过度“市场化”。国家卫生事业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由“八五”期间的2.37%下降到“十五”期间的1.66%。靠财政拨款的医院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想方设法赢利，直接导致医疗费用明显增高。
——支出比例严重失调，个人负担沉重。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卫生事业的投入长期低于财政支出以及GDP增幅，目前中国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覆盖面只有1亿多人，不到全部城镇人口的四分之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面仅为19.94%，“这意味着一大半城镇居民和绝大多数的农民看病完全要自己花钱”。
——改革滞后，管理体制不顺。卫生行政部门既办医又管医，主管部门与所属医疗机构有着“非常密切的利益关系”，不仅使行业管理和监督无法到位，而且使医风医德问题也缺乏有效解决措施。
——药品价格虚高。制药业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全国有18000多家综合性医院，却有7100家药厂，18000多家药品批发企业和连锁、零售商店。药品生产和销售企业将大量人力、财力投在终端促销上，导致药品价格虚高。
——虚假医药广告泛滥，有关部门监管不力。媒体上虚假广告泛滥，代表委员的大声疾呼，人民群众的愤怒谴责，受骗上当患者的血泪控诉都无法阻止虚假广告的泛滥成灾。
为早日解决民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俞祖彭委员呼吁尽快建立能使所有社会成员都能获得大致公平的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加快“管办分离”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鼓励、规范民营医院发展，对医药和医疗市场加强监管。
医疗改革重在解决“难”和“贵”
全国政协委员任玉岭9日说，医疗改革要把解决“难”和“贵”作为重点，在“十一五”规划的实施过程中进行“三转变”，实行“三流通”，搞好“三统一”。
任玉岭说，去年我们先后走访了东、中、西九个省市，所闻各方面的情况和意见：一是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８０％医疗资源集中于大城市，其中８０％又集中于大医院。二是医疗费增长过快。迄今，我国医疗费占GDP的比例已经高达５．６％，比世界上８３个中等发达国家平均值高出0．6个百分点。
任玉岭建议，在“十一五”规划的实施过程中，医疗改革要进行“三转变”，即坚决转变“重城轻乡”“重大轻小”“重西轻中”。要针对农村缺医少药的现状，用好中央财政拨款，集中财力，按人口分布支持县乡医疗机构的配备和完善。在今后一个时期，应限制大城市里大医院的扩建，认真规划和加强社区医院的建设和发展。同时，大力保护和提倡中医药的发展。
任玉岭还建议，实行“三流通”，即医生的处方在全市流通，检查单据双向流通，医生资质证书全国流通。医生开具处方可到任何一家药店购药。医院开出的高档设备检查单，病人可任选医院进行检验；任何医院的检查结果，可在时效范围内于全市通用。有执业资格的医生，可允许其在全国范围内自由开业行医。
任玉岭最后建议，医疗改革要搞好“三统一”，即统一药品名称、统一抗生素使用比例、统一医疗保障，以利加快医疗改革的进程。
我国每年有250万人吃错药
“攻克了癌症”“尿毒症患者的曙光”“肝病克星”“艾滋病并非不治之症”……在“专治疑难杂症”的广告中，一个个医学上现在尚无法解决的世界性难题被攻克，一个个“医学奇迹”被“祖传秘方”所创造。正在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对目前虚假医药广告泛滥，误导群众就医的现象给予抨击。
全国人大代表，沈阳市新城子区卫生局党委副书记吴丽英说，许多“病急乱投医”的患者，因为相信了这些神奇的广告，小病拖成了大病，大病被拖成了重病。有的人，因贻误了治疗时机，断送了生命。
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糖尿病治疗中心医院院长冯世良介绍，根据国家工商总局广告司提供的信息，由于虚假医药广告、误导等方面的原因，我国每年大约有250万人吃错药。
吴丽英代表说，目前，全社会对虚假医药广告反映十分强烈。如果按照我国现行的广告法、药品管理法严格管理，虚假的医药广告是不应泛滥的，可为什么会屡禁不止呢？
冯世良委员分析：原因之一是利益驱动。药厂为牟取暴利，媒体为广告创收，置国家法律和群众死活于不顾。
冯世良委员提出，我国应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全面禁止发布医药广告，还百姓一个清新的就医环境，一个诚信的医疗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