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亮夫先生是我国享誉中外的著名楚辞学家、敦煌学家、语言学家、文献学家。先生曾为研究中国的敦煌学，放弃了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自费访遍欧洲巴黎、伦敦、罗马等地，拍摄、摹写了数千件早期流散在海外的中国艺术珍品和敦煌文献，为我国研究敦煌学做出了杰出贡献。先生一生博学多才，博古通今，著作颇丰，在国内国际上享有盛誉。从姜亮夫父亲那一代开始，姜家几代人投身教育事业。姜亮夫的大伯姜思孝、姜亮夫的女儿姜昆武，都是教育界的著名人物。以诗书传家的姜氏家族，堪称我省少有的教育世家。出生书香世家
成为一代鸿
姜亮夫，名寅清，字亮夫，晚号成均老人，出生于1902年5月19日(农历四月十二日)昭通城内一个颇有名的书香世家。家有兄弟二人，先生居长，其弟姜直清，字正夫，是一位退休老教师，昭通市政协常委。他的父亲姜思让，字叔逊，是清末京师大学堂学生，学法律，是维新人物。武昌起义后回到昭通，领导地方“光复”事业。护国运动中，在昭通领导募捐济军反对袁世凯。
12岁以前，姜先生在私塾饱读诗书，16岁以后就到了昆明，在云南第二中学、成都高等师范学院（四川大学的前身）、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班、清华大学研究院学习。清华毕业后，1927年先生到了江苏南通、无锡做中学老师。1929年，到了上海大夏大学任教，之后在暨南大学、复旦大学、东北大学、西北大学、云南大学、昆明师院、浙江师院、杭州大学等校任教授及系主任和学院院长等职。其中，曾两次受聘于云南大学，第一次是1941年-1946年，第二次是1948年-1949年，兼任文法学院院长。1995年12月4日逝世于浙江杭州，享年九十三岁高龄。
姜先生除在校园内做教育工作外，还曾任北新书局编辑，《青年界》主编，1949年5月担任云南省教育厅厅长。云南和平解放后，任云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处长，1953年国家教育部把姜先生调到了浙江师院任教务主任，从此定居杭州；因为眼睛的缘故，再没有回过云南。姜先生也曾担任过教育部顾问。在杭州大学，姜老曾担任过中文系主任、古籍所所长、博导。先后任中国屈原学会会长，浙江省语言学会会长，《汉语大辞典》、《汉语大字典》、中国韵文学会、中国训诂学会顾问，中国吐鲁番学会语言分会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先秦分册主编等。
姜亮夫先生的大伯父思孝，字儒真；四伯父思敏，字勉之，都曾留学日本，他们和先生的二伯父思敬（字辑熙）既是地方上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也是昭通地方开办新学的老前辈。后来，姜亮夫先生曾这样回忆他的父亲：“我父亲是云南东部昭通十二州县光复时的领导人之一，年轻时，就接受梁任公、章太炎先生的影响，是非常爱国的人。他平常教我爱国思想，从小就要我读格致教科书等科学知识的书。”他还说：“我父亲有一件事情使我非常感动，他喜欢文天祥的《正气歌》，几乎每年都要写一次，并且都写成大的条幅，可以在墙上挂的。所以，我八岁时就把它背熟，父亲给我讲解。我一生之所以有一些爱国主义思想，恐怕要数父亲的影响来得大。”先生出生于这样一个思想先进的知识分子家庭和新旧交替的时代，使他从小受到良好的民主爱国思想和文化熏陶。
海外研究敦煌 辛苦熬坏双眼
1935年，姜亮夫先生卖了几部书稿，筹款自费去了法国留学。他本来是要到巴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但去了以后，在巴黎的博物馆、图书馆里看到了我国早年流散到法国的敦煌文物和经卷，痛心疾首之后，放弃了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姜亮夫先生曾和殷老师一班学生谈到过自己在巴黎博物馆里抄录、拍摄中国文物的事情。先生本没有多少积蓄，又是自费留学，那段生活过得非常清苦。姜先生早上从租住的屋子出发，带上干面包和白开水，坐车到了博物馆，在那里，他有一个固定的座位。坐下开始一天的抄录工作，中午时分，先生就着白开水吃点干面包充饥。打发了午饭后，接着工作，一直到晚上博物馆关门。回到家的姜先生，自己做晚饭，一般就是用菜叶和米煮点粥。
先生如此亏待自己，却把省吃俭用下来的钱拿去拍照。殷老师说，姜先生一天的生活费是20多法郎，但拍一张照片需要14个法郎，先生拍回了三千多张照片！为了抄录、拍照、描摹大量的青铜器皿、石刻碑传、敦煌经卷等中国文物，姜先生的眼睛受到了严重的损害。深藏在博物馆里的敦煌经卷，因为年代久远，上面落满了灰尘和污垢，有些地方几乎字迹全无。为此先生想了许多法子，他用小刀片轻轻地刮拭卷面，将线装书拆开放一张白纸进去临描。为了准确无误地把经卷上的文字带回祖国，工作进展非常缓慢，姜先生曾跟学生们说，有时候一天只能弄出一两行。而完成一部书稿的抄录，需要四道工序。等做完这项工作的时候，姜先生的视力下降了600度！再加上长年伏案工作，晚年的姜先生几乎失明，他的学生殷光熹告诉记者：“我们每次去看望姜老时，站在他面前，他不知道是谁，一定要先自报姓名。”
师生结合家庭事业得妻帮助
“卢沟桥事变”的前三天，姜亮夫先生从莫斯科经西伯利亚回到了中国。兵荒马乱中，很多行李都被侵华日军抢走，一个同路人还被日寇杀害了。姜先生感慨地说，幸好大量的资料是从邮政上邮寄回来，要不然那些比生命还要重要的书籍手稿也难免不保啊。1938年，姜先生到了上海，与陶秋英女士完婚。关于这段完美的姻缘，两位先生的女儿姜昆武老师在接受记者的电话采访时说，“典型的自由恋爱，而且是师生恋。”原来姜亮夫先生在上海持志大学中文系任教授时，陶秋英是他的学生。陶秋英原籍苏州，长于上海，是一位商人的千金，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攻中国古代文论。姜昆武老师告诉记者，母亲曾在云南大学中文系任过教授，是一位“古代文论专家”，擅长中国古典文学。父亲1953年调到浙江师范学院，也算是跟着母亲去的，因为是母亲先接到的调令。但后来为了照顾好多病的父亲，母亲毅然停职回家做了位全职家庭主妇。陶夫人爱好书法艺术，精于山水画，她的山水画意境高逸，有书卷气，被称为“文人画”，自成一家。
姜老和夫人的恩爱，特别是陶夫人为姜老做出的牺牲、以及事业上的帮助，在后辈晚生的眼中，尤其让人感动。殷老师说，师母对老师非常关心，特别是在事业上给了许多的帮助，很多姜先生的著作都是夫人帮助整理、抄录、校对的，就连他们的女儿和女婿也做了许多工作。殷老师指着姜老的二十四大本全集，感慨地说：“姜老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他们一家人的功劳。”
殷老师的这一说法，记者在姜昆武（姜亮夫先生的女公子）处得到了更为详细的印证。姜昆武，原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浙江省政协委员。通过电话，她告诉记者说，母亲从云南大学调到浙江师范学院后不久，就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全心全意照顾父亲，并帮助身体越来越弱的父亲整理著作。而自己，也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做父亲的“小助手”。“我上小学、中学就开始帮忙了。那时候我母亲周末带着我去上海的一些图书馆，到了后她找做图书馆馆长的朋友找书、借书，找到一本就拿给我，让我在桌子上抄，制作小卡片什么的。别的我干不了，但会写字呀，虽然写得歪歪扭扭，也不管啦！只是到了高中，因为学业的压力，才没怎么为父亲做事情。”
姜昆武老师1966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在中学教书，工作一直在浙江省内调动，直到1975年才回到杭州，陪在父母身边。从此接替母亲，做了父亲的主要助手。姜昆武老师告诉记者，因为父亲眼睛不好，那时候的书籍，又全是手工抄写的，错漏不少，核对整理起来工作很艰辛。最为困难的，还是整理父亲解放前写出的书稿。因为几十年前父亲找得到的资料，现在已经没有了，找不到了。有些资料可能是父亲在北大或是清华看的孤本，但经过并校、分校、战乱等等变迁，上哪里找那么一本书呢？有时候上海、浙江一些大的图书馆都找遍了，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才能校出一个字。而姜昆武老师并不是父亲的专职助手，她于1980年调入浙江社科院，除了上班，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都在为父亲整理著作。
不但自己成了业余助手，姜昆武老师的丈夫也加入了这个繁杂的工作当中。姜昆武老师说，爱人也是从事教育工作的，在一所中学里教地理，后来兼任了学校的教务管理工作。结婚后两个人的业余时间都投到了父亲的著作里。因为两人上学时学的都不是父亲研究的那个专业，对于很多参考文献的认知度就不可能和父母亲相比。有一次，已经怀孕五个月的姜昆武老师躺在床上，为了考证一句话的出处，又记不得到底在哪一章哪一节，就和爱人翻了一夜的书！姜昆武老师告诉记者，仅姜老先生的《楚辞通故》就有180万字，自己看一遍需要一年，而校对工作做了四遍，前前后后算起来足足要四年。尽管以这样严谨的治学态度来整理老先生的著作，但有些文字，还是没能考证清楚。在2002年底出版的《姜亮夫全集》，是按照“求全存真”的原则来的。
父亲年纪大了后，写的工作也落在了后辈的身上。有一本作为大学教材的书，就是姜昆武老师根据父亲的论著改写的，写好以后，读给父亲听，老先生听完再改。姜老先生的回忆录，也是丈夫根据父亲的录音原稿写成的。姜昆武老师说，在给父亲当助手的几十年中，自己因为接触得早，主要就是整理文字，查找资料。而丈夫主要是干“重体力活”，做一些比较具体的事情。“比如我会告诉他需要哪方面的资料，要找哪一本书来，他就去找了。”姜昆武老师笑称爱人在《楚辞》里泡了三十年，退休后为《姜亮夫全集》的出版做了许多工作。
数载难归故乡 遗憾抱病江南
姜昆武老师是1944年出生在昆明的，2岁的时候，住到了上海外婆家。5岁时又回到昆明，9岁再次到了上海、金华等地，而更多的时候住在外婆家。姜老先生1953年到了杭州后，健康状况已经相当不好了。记者问姜老先生后来为什么再也没有回过云南，是否是眼睛的缘故？姜昆武老师说：“那只是一个原因罢了，他那时候已经一身的病了。因为早年做学问太辛苦，什么胆囊炎、心脏病都有了，到杭州后养病就养了十多年。每顿饭就只能喝碗粥。特别是后来，一年倒有半年时间住在疗养院。”姜昆武老师记得小时候随母亲回上海，先从昆明坐飞机到南宁，再从南宁坐火车到株洲，然后杭州，然后上海，“总共花了多少天我都忘了，只记得一路真是很辛苦，火车上颠来颠去的。这些都不说了，从昆明回昭通，那种路更不是我父亲能承受的。”
但在几十年的异乡生活里，姜老时刻都思念着自己的家乡。20世纪80年代初，云南举办一个全国古代文论讨论会，邀请了陶先生、姜先生和姜昆武老师一家人。讨论会定在下半年，但年初就提前通知了姜先生。“我父亲很开心啊，足足高兴了半年，我们也很想回云南来看看，可以带一个保健医生去的，但医生不同意。”于是姜昆武老师开始了与医生和父亲的两方面谈判。她告诉记者，首先是和医生的谈判，只要有一丝可能，全家都想回云南一趟。医生说，路途的劳累先生还可以承受，但感情上的大悲大喜，他们就不敢保证了。那时候，姜老查出有陈旧性心肌梗塞，是在文革时期就犯下的病了，其中一根心血管已经阻塞了多年。家里人讨论认为，悲，父亲还可以劝慰，女儿女婿孝顺，又有一个可爱的外孙女；但喜呢？三十年远离故土，回去看到自己的亲戚朋友学生，老人家的心脏怎么受得了？思来想去，还是放弃了吧。母亲和女儿一起给姜老做工作，偷闲找空地谈了半年，老先生也想通了，最后理智地接受了现实。
感恩章王授业 古稀遍种桃李
医生和家人的担心不无道理，姜老一直是一位重感情的人，殷光熹老师曾提到恩师多次“言语哽咽”的事情。姜老曾跟学生们提起过自己一生中最伤怀的三件事情。第一件，是姜老多年来写的书稿遗失了一部分。《诗骚连绵自考》的第三册，在文革中遗失了，上面还有王国维先生的批语。最心疼的是一本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和廖秀平的《四先生合传》，在文革期间因怕惹祸事，被自己亲手烧毁了。事后先生非常后悔，提起来就很难过。第二件事情，是老先生在战乱年代遗失的书籍资料，姜老说，最可惜抗战年代放在上海的2000多卷古籍资料，全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毁了。第三件伤怀的事情，姜老每每提起，总叫人感动。老先生是一位非常重感情的人，特别对自己的老师，有着一种难以割舍的情谊。殷老师说，姜老经常在学生面前谈到自己的老师，上课也好，闲聊也好，讲着讲着就会提到自己的恩师。姜老说对他影响较大的老师是：林山腴、龚向农、王国维、梁启超、章太炎、陈寅恪、赵元任几位大师，他们对自己的爱护和栽培，永世不敢忘。特别是王国维和章太炎的教导关爱，每每提起，姜老总是声音哽咽。
1979年，年逾古稀的姜老接到了教育部发给他的一个函，委托老先生办一个“楚辞进修班”。班里的生源来自全国范围内、重点大学里讲师以上的中青年教师骨干。在12个名额的招生过程中，姜老“徇私”招了三个云南学员。他说：“我是云南人，要多为家乡培养人才。”在接到通知后，姜老激动得几天睡不着觉，他说：“教育部给我这么个重托，经过十年动乱，全国有水平的关于楚辞方面的师资力量更少了，楚辞教育水平下降了，为了国家的文化教育，我活着一天就要做一天的贡献。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也许是我最大的一次耕耘。”便打起精神，制定计划，准备参考书，拟定教学大纲，用全力完成这一任务。
1979年9月，12个从全国各地重点大学里抽调的学员来到了杭州大学。
楚辞进修班的课程是这样安排的，每周有一个上午在教室里上课，一个下午，就到老先生家的客厅。老先生讲课，从来不带讲稿，每到上课，学员的录音机就摆满了讲台。姜老讲课还有个习惯，他喜欢闭着眼睛讲，思路异常清晰，头头是道，一副超脱自然的样子。
每讲完一课，老先生会问：“听懂没有啊？”然后开出一串参考书目，要学员下去自学。老先生的参考书目有必读和选读两种，他要求学生在必读书中选择一本精读细读，然后写出论文或者学术报告，给老先生过目，他仔细看过后会给出意见。他说：“搞学问么，人人都可以搞，我建议你们要发挥自己的优势。才气大的人，可以从文学方面发展；才气一般的人，可以从训诂、义理方面发展。取长补短，学有所成。”传为佳话的师生情谊 先生住在校外，到学校上课要经过一段坑坑洼洼的路，很不好走，特别是到了江南梅雨季节，更是泥泞不堪。为了方便姜老到校上课，杭州大学决定每周先生来校上课时，派一辆专车接送，同时进修班的学员也要安排两个到家里搀扶先生。有一天，两个接先生的学员到了，校车却久不见来，眼看上课时间快到了，屋外又下起了倾盆大雨。先生执意要冒雨前去上课，一路上，两个学生撑着伞，搀扶着先生高一脚低一脚往学校赶。当三人冒着风雨来到课堂上时，所有人感动得热泪盈眶。
在进修班12个学员中，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每日晚饭后，会有一个学员陪老师到户外散步。乘散步的机会，姜老会给每一个人开点小灶，指点迷津。一次在散步的时候，姜老就对殷老师说：“你们云大来的两个人，一个能苦干，一个是巧干。当然苦干加上巧干就更好了。”当时殷老师就领悟了，那是在指点自己。因为殷老师正是“苦干”那一个。“我听老师一说，就明白自己整天埋头苦读，在方法上还是不对，之后就很注意调整学习方法，果然进步很快。”
到了1980年7月，进修班圆满完成了学业，结业时间快到了，大家还是没有商量好向姜老表达微薄谢意的方式或者礼物，先生却提前派家人来通知同学们到杭州一个非常有名的酒楼赴宴，“那个酒楼的名字我记不得了，但在当时可是杭州数一数二的地方。先生真是最重师生感情了。”回忆起往事，殷老师无限感慨。哪天吃饭师母并不知道，由女婿陪同，因为按先生的健康状况，她是不准老先生出门参加宴席的。晚宴非常丰盛，大家频频举杯敬酒，先生端坐中间，异常高兴，鼓励同学们回家后要努力工作。姜老曾在课堂上说：“我这一生结了两个大瓜：一个就是《楚辞通故》；一个就是办了你们这个楚辞班。”殷老师给记者看了师母送的一幅山水画，还有恩师裱好后送给自己的一幅书法。这四行诗是摘引楚辞诗句书写的，字里行间流露出殷殷关切和对自己学生的成才厚望。
楚辞进修班的师生情谊，在杭州大学被传为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