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夺房产，女婿把岳父母公证成了“死人”
原本是活得好好的活人，却变成了“死人”——被公证的“死人”。为争夺妻子匡虹死后留下的一套四室两厅的豪宅，张喆夫伪造了岳父母匡法权和谭学美早已死亡的虚假证明，到昆明市官渡区公证处办理遗产公证，将豪宅过户到自己的名下。面对这一情况，两位老人感到很“荒唐”。
女儿婚事父母反对
1987年，昆明人张吉吉夫到成都做生意时认识了从四川大学夜大法律专业毕业的匡虹，二人不久就确定了恋爱关系。由于张吉吉夫比匡虹大整整十岁，而且为人也有点夸夸其谈，匡虹的父母匡法权和谭学美对这个准女婿很“看不顺眼”，一直反对两人在一起。
他们与女儿发生过争吵，在争吵中，盛怒的父亲给了“不听话”的女儿一巴掌，“我就是不喜欢他跟我女儿在一起，因为他一看就不是个好人。他离过婚，而且还有一个孩子。”匡法权说。由于当时，张吉吉夫和匡虹已经登记结婚了，看见妻子被岳父打，张也不肯示弱，就立即动手打了一下自己的岳父。这一巴掌导致了女婿和岳父之间的冲突。婚后，夫妻俩到昆明定居，随着女儿张汶的出生，这种矛盾才总算有所缓和。
匡虹由于从小就严重贫血，因此渐渐患上了多种血液类疾病，身体很不好，她陆续在川滇两地多家医院接受过治疗。2004年3月，病情加重的她被父母接回成都，住进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经确诊为：骨髓异常增生综合征和白塞氏综合征（注：口－眼－生殖器三联征，一种自身免疫病）。这年的8月25日，匡虹在华西医院停止了呼吸。
女儿死后豪宅悄然易主
在2003年下半年的时候，匡虹在昆明市北郊的江东丽景园32栋购买了这套豪宅，建筑面积约180平方米，户型为四室两厅、一厨双卫双阳台。当时的房款在30万左右。房产权证上登记的产权人为匡虹，共有产权人一栏为空。
然而直到去年2月份匡虹的父母却发现产权人的名字已经变更为了张吉吉夫。“去年春节我和老伴来昆明，在这套房子里和女婿一起过的年，大家处得还不错，没有半点迹象。过年后，他就开始有点不耐烦了，催我们回老家去。我们不解，他就拿出一本新的产权证，说现在房主已经是他了，不是我们的女儿。我们仔细一看，不由大吃一惊，上面产权人的名字果然已经变更为了‘张吉吉夫’，而共有产权人则是我们的孙女张汶！”
老两口不理解了，匡虹的母亲谭学美说：“这个房子是我女儿自己买的。她死了，应该由我们老两口来继承。女婿瞒着我们，抢走了这套房子。”
据了解，张吉吉夫在妻子死后伪造了岳父母匡法权和谭学美早已死亡的虚假证明，到昆明市官渡区公证处办理遗产公证，将豪宅过户到自己的名下。
进不了屋在外守着
随着豪宅的“神秘易主”，两位老人与女婿之间的矛盾由暗而明，并逐渐升级。
2006年3月他们从老家到昆明为女儿扫墓后，在他们回到位于昆明市北郊的江东丽景园32栋一单元匡虹的家里时，却发现大门紧闭，于是两名老人只能蹲在房子外面。
匡法权老人回忆说：当天女婿张吉吉夫碍于情面还是亲自到火车站来接了他们，但却想把他们安排在一家宾馆，而不让他们住在家里。反复追问之下，张解释说是因为自己要再婚了，家里“住不下”。他们觉得这明显是在赶他们走，便坚持不肯住宾馆。“我和老伴到了江东丽景园，就再也联系不上他了。于是，我们就守候在门外，断定他肯定会回来。结果，一直到深夜都见不到他和外孙女的身影。
进不了门的老人早就引起了物管人员的注意，他们拨打了110，民警赶到现场做了一定的了解。无奈之下，两位老人只有暂时住进宾馆。据匡法权称：由于女婿始终不肯露面，他赶回成都，拿来了女儿以前配给他们的一套钥匙，这才得以进了家门。
（文中张汶为化名）
“他们死了最方便”
张称公证是得到岳父母的许可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张喆夫指责
老两口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要钱”，并称：将两老公证成死人，是得到过对方口头许可的。豪宅客厅打地铺 在昆明市北郊江东丽景园32栋一单元402室的房子里，房子是宽敞的四室两厅、背投大彩电、柚木家具、真皮沙发，橱柜里摆满洋酒、古董……无论从哪个细节上看去，这都是一套高级套房，但在客厅的黄铜装饰扶手和彩电旁边的地上，却铺着一床较为破旧和褶皱的床单，上面放着一床薄薄的被子和两个枕头。这就是匡法权入住4个多月以来的“床”。匡法权用女儿配给他的备用钥匙进入了女儿的豪宅后，由于四间卧室均已上锁，匡法权、谭学美只能在房屋的客厅里打地铺。
7月27日下午，本报记者来到江东丽景园32栋一单元402室时，匡法权正独自在“床”上睡午觉。“虽然沙发上也可以睡，但担心晚上翻身时摔下来，就只有在客厅打地铺。我们总是一个人睡、一个人‘站岗’，因为害怕女婿又来‘捣乱’。张喆夫曾亲自带领三名小工，在楼下拆卸掉水表，切断我们家里的水源。”
忍痛不让外孙女进屋
据匡法权介绍：住进来后，他们无奈之下更换了门锁，主要是担心女婿来转移女儿的财产。
记者在小区内走访时却了解到这样一个事实：在两老口搬进家门后不久，16岁的外孙女张汶曾回过一趟家，她想拿放在自己房间里的学习用书。外孙女反复敲着门，但外公外婆却始终不愿意打开。
“当时我们从猫眼上一看，张喆夫在孩子背后站着，我们就清楚敲门的真实意图了。虽然有点委屈了外孙女，但张喆夫那么凶，我们怎么敢开门啊？”匡法权解释。
后来女婿指使人用其他钥匙强行插进防盗门锁，并把钥匙扭断在锁眼里。张喆夫面对此事说：“他们这样做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女儿的学习，并直接导致了她这次中考考得很糟糕。我能不生气吗？
公证处被告到法院
8月1日，在位于昙华寺附近的“鑫泰达”的这家木业公司办公室，本报记者见到了总经理张喆夫。
“老两口都是为了钱。” 张喆夫说着拿出了一本记有住院期间费用开支的小册子的复印件，里面记载着付给匡法权、谭学美夫妇每月护理费、伙食费等费用若干。“这是匡虹的病中日记，你看看吧，为人父母的老两口来照顾一下女儿，竟然还要向我收费！”
妻子病逝后，对于房子，他与岳父岳母做过沟通，两老表示怎么方便就怎么处理。“当时我想了想，要处理房产嘛，他们死了应该就最方便。于是，我打了一份称他们已经死亡的证明材料，并据此办理了一份由我和女儿继承匡虹房产的遗产继承公证书。” 张喆夫说。
据了解，由于采用虚假死亡证明，做出了一份两老“已故”，并由女婿继承豪宅的《公证书》，匡法权将官渡区公证处告上了法院。目前此案正在等待法院宣判，据悉，这是今年3月1日我国《公证法》实施以来，云南的首例公证纠纷。就房屋财产的继承的问题，匡法权已经向官渡法院提起了诉讼，此案尚未开庭。
对话张喆夫
新报：为什么要做这个“死亡证明”呢？
张喆夫：这样做，我提前是跟老人沟通过的，他们没有提出异议，口头上还表过态，我不知道是否违法，我小学都没读完。
新报：这样做造成的一个客观后果就是，你剥夺了两老对其女房产的继承权。你明白这点吗？
张喆夫：怎么可能剥夺呢？我又没有拿这房子去销售，不存在我要把这个财产侵吞的问题嘛。
新报：但事实上，女儿的遗产现在都转移到你名下了，从法律上说已经没有老人的份额了。
张喆夫：不对，不能说是在我的名下，因为女儿是产权共有人，女儿难道不是他们的孙女吗？我难道不是他们的女婿吗？所以，其实房子现在也是他们的，里面有他们的份额。（文中张汶为化名）
我们在你面前请你告诉我们怎么死了？
继承权官司引出公证官司
庭上披露“活人变死人”公证书出炉过程在继承权官司庭审中，匡法权谭学美老两口终于明白了豪宅神秘易主的原因：官渡区公证处曾做过一份《公证书》，证明他俩均“已故”，于是，女儿房产的继承权就“顺理成章”落到了女婿头上。由此，又引出一场公证官司。
“请你告诉我们，告诉大家，我们究竟是怎么死的？还有，那份把大活人公证成死人的公证书究竟是怎么弄出来的？”在法庭上与官渡区公证处对峙时，老两口怒不可遏。
“张吉吉夫编造死亡证明在先，才致使公证处做出一份与事实不符的公证，因此，本案造成的一切后果都应该由其承担。”公证处代理人在法庭上振振有词。
庭审“我们怎么死的”
由于不相信女婿张吉吉夫手中所持那份产权证是真的，匡法权谭学美老两口多次到官渡区房产管理局查阅相关档案，证实产权人确实已变更为女婿张吉吉夫和外孙女张汶。今年5月29日，老两口以自己应该参与对女儿房产的继承为由，向官渡区人民法院起诉。
庭审时，他们终于搞懂了产权之所以变更的原因所在：原来，官渡区公证处曾于2004年9月16日做出过一份《公证书》，称他俩均已经死亡。
《公证书》称：匡虹病逝后，其丈夫张吉吉夫和女儿张汶申请继承其遗产，即匡虹以个人名义登记购买的位于江东丽景园的房产。死者生前并无遗嘱，亦未与他人签订遗赠协议，因享有继承权的死者的父母均已先于被继承人死亡，故死者名下的遗产份额依法应由张吉吉夫、张汶父女二人共同继承。根据这份《公证书》，房产管理部门为张吉吉夫办理了产权变更。
该“公证”一出，继承官司无法再继续审理下去。6月8日，官渡区人民法院裁定，中止诉讼。随即，老两口又委托律师，把官渡区公证处告上法庭。
7月7日该院环城法庭公开进行审理时，两位老人在庭上情绪激动，指着官渡区公证处的代理人质问：“现在我们就在你面前，请你告诉我们，告诉大家，我们究竟是怎么死的？还有，那份把大活人公证成死人的公证书究竟是怎么弄出来的？”
索赔各种费用9.07万
两位老人的代理律师强调，此案应该按照今年3月1日开始实施的《公证法》来进行裁定。律师代两人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原遗产继承公证；2、赔偿因此造成的所有经济损失，包括诉讼费、律师费及往返于昆明和成都的路费，共4.07万元；3、赔偿两原告名誉损害及精神损失抚慰金5万。共计9.07万元。
公证处有一些责任
8月4日下午，昆明市公证处主任、昆明市公证员协会副会长段伟先生一见到本报记者，就拿出一大堆结婚证和身份证。“请你来辨认一下，这些证件是真是假？”见记者无法辨认，他便无奈地一声长叹：“唉，公证机构也是受害方啊，对于申请人提供的某些资料我们也很难区别真假，因为我们只做形式审查，而没有像公安机关那样的调查和侦查权，也缺乏这个能力。”
公证纠纷率不到万分之一
新报：昆明公证出差错并引发纠纷的情况多吗？
段伟：不多，应该说是非常少的，去年全市办理的公证业务有近10万件，遭到投诉的仅有7件，也就是说差错率和纠纷率不到万分之一。
采信其孤证形式无可非议
新报：具体到这个案子中，我们注意到，公证处在收到申请人提供的一份岳父岳母已经死亡的证明后，就办理了公证。这份证明材料来自于申请人自己所在的单位。那么，这份材料足以证明老人已经死亡了吗？
段伟：这个案子在业内影响很大，我们公证员协会不止一次召开专题会议研讨。这份“死亡证明”确实出自申请人的公司，但上面加盖有该公司真实的印鉴。在女儿已经死亡的前提下，女婿拿出这个东西来说岳父母已故，公证人员肯定没法找谁再去核实，予以采信也是符合情理的。
新报：在这个细节上，你觉得公证人员是否存在一定过错？法律是否有具体的规定，公证机构对于申请人所提供的相关材料必须进行审核？
段伟：规定是我们应该对申请人提供的资料和相关证据进行核实，这种核实，只是一种书面审查，也就是形式上的审查，不可能要求我们对公证内容所涉及到的每一个细节都进行一番调查和落实。实际上，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具备这种类似于公安机关的调查或侦查权和能力。在你刚才说到的这个细节上，我觉得应该理解为是公证人员自己的能力和水平局限，而采信了这份证明两老已故的证据。从形式上来看，采信这份证据也是无可非议的。
新报：但关于这个问题还有另一个细节无法忽视，该死亡证明的出具单位就是女婿自己的公司。更关键的则是，要说明某个人已死，这个证明应该由公安机关出具。
段伟：这其实还是一个公证机构采信证据的问题，这个问题上，没有相应的法定标准，被公证人员采信的其实只是一个孤证。至于这个孤证内容的真实性，当然我们是没法去查的。
张吉吉夫已经“涉嫌伪证罪”
新报：我们注意到他在申请公证之初曾向公证处作出过书面承诺，称对岳父岳母早已逝世的这个“事实”承担法律责任。这能成为公证处免责的理由吗？
段伟：这份承诺书是公证处要求申请人写的，其作用是充当另一份证据，与公司开出的死亡证明相互印证。事后才明白，证明老人已故的证据仍然仅仅只是孤证而已，因为，我们不知道那家公司的老总就是女婿本人，死亡证明和承诺书均出自他一人之手。
新报：女婿编造岳父岳母已死的这个情节被你一再强调，你认为一切责任都在他身上？
段伟：今年3月1日开始实施的我国《公证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提供虚假证明材料，骗取公证书，并因此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违反治安管理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我认为他的行为已经涉嫌构成了伪证罪，我们已经就此向公安机关报了案。他的责任肯定最主要，但公证机构肯定也有一些责任，这个我们绝对不会回避。对于我们的这部分责任，我相信法院也会作出判决，怎么判我们就怎么承担。
昆明这一案有别于宝马案
新报：从官渡区公证处这起个案的情况来看，你觉得整个公证行业应该吸取怎样的教训？也就是说该案对整个行业的意义何在？
段伟：该案与西安“宝马案”的性质完全不同，“宝马案”是公证员职业道德丧失，恶意为之，而该案是公证员被申请人提供的虚假证据蒙骗才造成的。我们知道，所谓业内的“诚信危机”就是从“宝马案”开始的，在我看来，公证自身的问题只是其中很小的一个原因，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是整个社会诚信的危机。你看看桌上这堆伪造的结婚证和身份证，有多少人在制造这些，又有多少人在使用这些假东西？法律规定，经过公证的材料就可以直接作为人民法院判案的合法证据，但是，现在又有多少人在向我们公证机构提供虚假的证据材料？对于这些造假和用假的行为，我认为法律上应该加重制裁。至于说到个案对整个行业的意义，我想主要还是警醒公证人员要进一步加强职业修养，更加地勤勉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