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像一个家庭没有像册。纪录片这一艺术形式在中国，以往都是关注社会题材或是比较重大的事件。《读书》杂志十月号开篇便提出了“人文纪录片”的概念，而在“人文纪录片”的领域里，我们看到一批崭新的纪录片正在快速成长。从秦始皇到圆明园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看纪录片成为了一种时尚。
有关中国纪录片的最初之日，我们把这个时间放在90年代初期。此前中国内地的纪录片，或者说得宽泛一点，纪实性的电影，一直带有强烈的国家意识形态色彩。除了政治和道德的宣传教育、历史记录、科技及行业资料、政论片，就是从《人民日报》延伸出来的新闻电影——人们把它们统称为“专题片”。它的制作由政府部门或政府管理下的影视机构完成，技术上大多以电影胶片方式实现，主题宏大、严肃并强调其工具性，以资料加旁白为主的表现手法也和我们了解的国外纪录片有所差别。
时间过去了20多年，今天的中国纪录片，开始走进电影院，开始尝试大手笔的电脑特效制作。《圆明园》就是这种尝试下的一部巨作。日前该片在昆明新西南电影院举行了首映。
《圆明园》的导演是金铁木，他曾经执导了《复活的军团》。《复活的军团》讲述的是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兵马俑的故事，而《圆明园》讲述的历史，发生在中国最后一个帝国。
从秦始皇到圆明园，中国的历史走过了两千年的时间，让人惊奇的是，在两千年的时间里，这个庞大的国家几乎没有什么进步。《圆明园》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讲的是乾隆皇帝打算为大水法重新铸造青铜兽头的时候，才发现清朝时的冶金工业和两千年前相比，已经退化了。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一统中国的时候，欧洲的许多地方还是蛮荒之地，而两千年后，当中国倒数第6个皇帝——乾隆皇帝发现自己的冶金工艺退化的时候，欧洲大地上已经进行了工业革命，在欧洲人的枪口下，这些凝聚了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华美建筑，显得是那样的脆弱。
或许，这就是《圆明园》这部电影所揭示的最大意义。
走进大众的人文纪录片 《读书》杂志第十期提出了“人文纪录片”的概念，并列举了《故宫》、《晋商》和《江南》等一大批电视纪录片。《圆明园》作为刻画了中国最后一个帝国缩影的“万园之园”的电影，无疑也是属于“人文纪录片”这一范畴的。但是和前几部纪录片不同的是，它是在电影院中放映，时间只有1个半小时。在电影院中放映，固然可以有电脑3D特技的渲染力，但是对于“人文纪录片”这样一个相对比较小众的电影类型，走进大众的《圆明园》票房会火爆吗？
中国人的电脑特技
电脑特效可以说是电影《圆明园》的最大看点。从实际效果来看，该片的电脑特效收到了相当不错的效果。片中的古建筑几乎可以乱真，尤其是影片刚开始从空中鸟瞰圆明园的镜头，气势恢宏。如果观众们注意观察的话，可以发现片中对圆明园古建筑的处理，达到了比标榜特技的《无极》更高的水平。
可以说这样的特效是真正属于中国人的。对于电脑特技的操作，美国肯定比中国先进，但是对于圆明园中那些花了一个世纪建造起来的古建筑，中国人的处理，是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特技大师都做不出来的。说到底，无论是什么样的特技，做出味道来才是最重要的。从这一点来看，《圆明园》是交上了一份让人满意的答卷。
让外国人讲旁白 中国以往的纪录片中，会有一个旁白。在《故宫》以及中央十套的许多纪录片中，其旁白甚至拥有自己的御用解说。而在《圆明园》里，担任解说任务的，主要是在皇宫里效力50年的英国画师郎世宁，以及火烧圆明园时英法联军的随军牧师。从外国人的视角来看待圆明园这一中国人的杰作，无疑是一种崭新的尝试。从实际效果来看，这种尝试更增添了人们在观看这部影片时的现场感。
起用大批业余演员
《圆明园》中起用大量非职业演员的做法，在国内的大型纪录片中是很少见的，即使在《故宫》中使用了一些演员，大多也只是作为一个背景，大多数演员甚至只有一个身影，脸部采取了模糊化的处理。然而《圆明园》中起用的大量演员，已经成为影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冰峰168小时》，这部拍摄于2003年的英国纪录片讲的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两个人去爬山，在下山的过程中发生了意外，其中一个摔断了腿，而且掉下了峭壁，和另一个人只靠一根绳子维系着。另一个人在想尽了一切办法之后，万般无奈，只好割断了绳子，任由同伴坠入一个深不见底的冰洞。摔下去的这个人断了一条腿，被卡在一个深不见底的冰洞里，没有水，没有人会来搭救，甚至他自己都已经相信他难逃一死……
事后为了重现当时这一场景，该纪录片导演找来两个演员，重演了这个割断绳子的故事。这一举动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争议的焦点围绕着这种找演员来扮演主人公的做法是否违背了纪录片所遵循的真实性。这个争议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也正因为这样，《圆明园》的导演不认为《圆明园》是部纪录片，他认为《圆明园》应该属于“非虚构片”。《圆明园》的美丽与遗憾 没人听过圆明园历史上最华彩的那段乐章，也没有人亲身游历过那座精美绝伦的“万园之园”，而今年的大型史诗性纪录片《圆明园》，把我们带回到那段远逝的历史，去感受——
美丽之处：1、影片一开始的空中俯视图，镜头缓缓从空中推进，圆明园从一片似有似无的水汽之中现身，旁边有飞鸟掠过，可以说是先声夺人。
2、乾隆幼时舞剑的牡丹园，牡丹长得极茂盛，无边无际，英气逼人的小乾隆在花丛中舞剑，牡丹园的尽处，便是有如仙境般的圆明园的亭台楼阁。
3、镜头对准现实中残破不堪的大水法，在电脑特技的帮助下，大水法的废墟上开始耸立起巨大的石柱，一个个现存于英国和法国等博物馆的青铜兽头逐一归位，散落在杂草中的碎石又重新回到了两百年前的位置上，大水法开始喷水，这一被毁坏掉的建筑奇观再一次出现在我们面前。
遗憾之处：1、片长过短。对于这样一部时间跨度长达一百多年，涉及清朝5个皇帝的“万园之园”，只有1个半小时的放映时间，无疑这个时间太短了在细节的刻画上显得太过粗糙了一些。
2、没有展现圆明园被烧的全景镜头。似乎迄今为止唯一展现圆明园被焚烧的镜头，出现在拍摄于1983年，由梁家辉和刘晓庆主演，李翰祥导演的《火烧圆明园》中。电影中圆明园被焚烧时壮观的场景，以及一根根相继倒地的白色巨柱极具视觉震撼力。而《圆明园》一片中，没有展现圆明园被焚烧的全景镜头，而只是用一句“烧了三天三夜”的旁白，以及圆明园上空的黑烟交代了事。
评价：《圆明园》一片有着极具中国特色的电脑特效以及严谨的历史观，无疑是近些年少见的优秀纪录片。凭借着出色的电脑特技，该片以纪录片的身份进入电影院放映，我们在此衷心祝愿《圆明园》一片的票房能够一路飘红。
中国代表性纪录片简介
1、《流浪北京》：拍摄于1988年6月至1989年10月，导演吴文光。该片讲的是自由作家张慈、自由画家张大力、张夏平、自由摄影家高波、自由戏剧导演牟森他们五人在北京寻梦的一个过程。这是中国第一部个人非国家主义的纪录片，它开创了中国个人纪录片（也称民间纪录片）的先河。该片先后参加了香港国际电影节、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美国夏威夷国际电影节等国际电影节。
2、《望长城》：播映日期1991年11月18日。 影片播出后在社会上激起很大的反响，打破了中央电视台以往同类节目的收视率。《望长城》是第一次摆脱了资料加旁白手法的官方影像，长镜头和同期录音、普通人的出现，都令人耳目一新，被一部分评论者认为树立了“90年代主流纪录片的范式”，也使批评者感到“跑题”，甚至困惑不解。
3、《铁西区》：拍摄完成于2003年，导演王兵，片长545分钟。这部片长达545分钟的影片，记录的是世纪之交沈阳市铁西区作为一个曾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繁荣昌盛发展壮大的重工业区的繁荣不再和萧疏迷离。在第二届墨西哥城国际现代电影节，《铁西区》荣获最佳纪录片奖；2003年法国马塞纪录片电影节最佳纪录片；2003年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最佳纪录片。
4、《德拉姆》：拍摄完成于2004年，导演田壮壮。这部由日本NHK电视台投资制作的纪录片，是中国第一部高清晰度数字纪录片。影片主要讲述从滇西北丙中洛到西藏茶瓦龙的怒江流域马帮和原住民的生活状况。
5、《东》：拍摄完成于2005，导演贾樟柯。 《东》讲述的是2005年，中国内地画家刘小东前往三峡地区创作油画《温床》，12名拆迁工人成为他的写生“模特”……该片入围今年第63届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
纪录片的诞生
纪录片这一艺术形式在中国，以往都是关注社会题材或是比较重大的事件。《读书》杂志十月号开篇便提出了“人文纪录片”的概念，而在“人文纪录片”的领域里，我们看到一批崭新的纪录片正在快速成长。
“新纪录片”这个说法，大约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初到1992年。它的第一次公开，是在第16届香港国际电影节的节目单上，有一部中国内地出品的影片《天安门》，在相关的宣传材料里，影片的作者之一时间称自己的作品为“新纪录片”。新纪录片运动是和电视台体制分不开的。举例说明：一个以纪录片方式存在的节目，每周5天播出，始终保持高收视率，从1993年10月存活至今，这样一个世界范围内唯一的例子就是中央电视台的“生活空间”。作为“东方时空”板块的一部分，“生活空间”是由制片人陈虻借制片人制度在电视台兴起之势，以承包方式改造、开发的一个电视栏目。他们的口号“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一时流传开来，甚至成为影响媒体视角的一种风尚。
“生活空间”有代表性的影片包括：关于参加中央音乐学院入学考试的学生和家长的《考试》（郭佳）、有关基层选举的《选举村长》（刘俊辉）、经济体制改革背景下的《泰福祥日记》（郑永志）、等……制片人陈虻把“生活空间”称作“一部记录中国小人物的历史”，仿佛是法国作家巴尔札克描绘人间百态的野心的重现。
1993年10月可能是中国纪录片的一个转折点。这一个月，中央电视台“生活空间”开播，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行政归属转到了中央电视台，而尤其对独立纪录片显示出重大意义的是，在第三届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上，有6部来自中国大陆的影片参加了亚洲单元的展出，它们是：《1966，我的红卫兵生活》（吴文光）、《毕业》（“结构·浪潮·青年·电影实验小组，王光利）、《大树乡》（郝智强）、《青朴》（温普林、段锦川）、《天主在西藏》（蒋樾）、《甘孜喇嘛藏戏团》（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前5部，都是以个人名义送展的。送展的结果是，吴文光获得了首届“小川绅介奖”。
如今时间进入了21世纪，纪录片的发展也进入了DV时代。
DV时代终结新纪录片 如果我们按照器材来划分中国纪录片的历史，那么90年代是BETACUM时代，2000年以后就进入了DV时代，而之前并没有像西方那样出现过一个8毫米胶片风行的时代。新纪录片运动的尾声中，DV，也就是“数码摄像机”出现、降价、升级，不但为上一代纪录片作者提供了新的工具——例如吴文光，他甚至认为是DV的出现使他能够继续选择这个行当——更给无数普通人提供了“人人可以拍电影”的信心。如果说胶片象征着神界森严的权力，而BETACUM象征着权力在英雄手中的松动，那么DV就可以象征凡人对权力的彻底瓦解。尽管DV电影从技术、知识、美学和实践上都还没有得到更普遍的确立，但无疑，它已经和新纪录片这个概念的终结联系在一起了。
纪录片昆明不受宠 什么样的纪录片在昆明比较受欢迎呢？昆明的院线和中国的大部分院线一样，很少有纪录片上映，因此记者只能去碟店询问那些DVD比较有市场。圆西路是昆明碟店比较集中的地方，记者得知，《故宫》《再说长江》之类的纪录片，在一个店能够卖出200套左右，这个数字相比起其他热门电影来说，是比较低的。
记者在圆西路几家碟店走访后得知，目前大部分纪录片都不是那么有市场，表现也平平，没有特别好卖的，跟易中天《品三国》这种碟片比起来，其销售数据简直不值一提。“清朝疑案”类的纪录片因为有悬疑的成分，相对比较好卖一点；BBC那些纪录片，如“人类的起源”、“人体的奥秘”等，有很强的知识性，市场空间比其他的也稍微大一点；此外，还有《故宫圣宝》那种讲述故宫藏宝的来历价值的，能够满足好奇心，销量也还可以。至于之前一直比较火的《故宫》、《再说长江》等纪录片，圆西路电影世界的老板告诉记者，这种碟在刚上市的时候，每天能够卖出10套左右，但越往后来就越不行了，其总销量到现在也就差不多200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