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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尊重公民表达权
 
        沸沸扬扬的“彭水诗案”刚刚尘埃落定，最近媒体又曝光一起“短信狱”案件。据报道，两个月前，安徽省五河县第一中学的两名教师，只因通过短信向县里有关部门领导表达对学校人事安排的不满，被定性为“诽谤一中代校长及县委领导”，被降级、撤职，拘留10天、罚款500元。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显然，这两位教师以“打油诗短信”的方式谈论公共生活，不过是一种表达与批评，显然不构成对某个人的诽谤。
    
        因此，当地政府官员若能抛弃一己之私而以民生计，对于这种针对公共生活的批评，不但不应该打压，反而应该鼓励。一个人不能指望其他人都能说出正确的观点，如果只是因为有些观点不合自己的心意而对其横眉怒目，甚至施以严厉的惩罚，那么他将永远失去改正自己的机会。
 
        孔子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句话我们同样可以引申为：若想建立一个真正和谐的社会，每个人都应该活得有尊严，都可以合法地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公共生活的观点。现代社会，没有谁会怀疑公共空间对于一个国家成长的重大意义，而公民对公权力长期坚持负责任地监督，也是一个社会获得进步的关键。进一步说，只有国民有尊严，国家才会有尊严。（秦关）

让高技能人才晚些退休
 
        国家有可能让高技能人才推迟5至10年退休,目前相关政策措施正在研究之中。据报道，按照上海目前的养老保险政策，员工到退休年龄后，可以与单位协商，推迟按月领取养老金的时间。
    
        我国现行的法定退休年龄比国外平均数字年轻了近10岁。由此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很多人在年富力强、工作经验最丰富、事业最蓬勃的时候，不得不离开工作岗位。这对于退休者是情非所愿，对于国家也是一大损失。
    
        有一种观点认为，若提高法定退休年龄，势必会增加社会的就业压力，会让更多的年轻人失业——在目前就业压力巨大的情况下，这种观点很有市场。可是，再过10年、20年,情况又将如何？到那时，中国将正式步入老龄化社会，我们面临的主要压力，将不再是就业压力，而是养老压力；我们面临的问题，将不再是年轻人失业的问题，而是年轻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独生子女们根本满足不了各个岗位的人才需求，我们不得不依赖老年人来填补人才岗位的空缺。因此，提高法定退休年龄，延长更多的人的工作期限，乃大势所趋，是我们若干年后不得不做的事情。而眼下延长高技能人才的工作期限，就是一种未雨绸缪的尝试。
    
        当然，退休仍然是劳动者的一项权利或待遇，不同劳动者的不同愿望应尽可能予以满足。因此，实行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应该是一种可行的选择，不搞一刀切，就像上海那样，员工可以与单位协商，双方达成一致便可或按时退休或推迟退休。（傅新）

中日能否共用一本历史教科书
 
        最近，中日两国外交部长表示将开展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争取在2008年发表研究成果。其实在将近半年前，中日韩三国学者合作、历时近三年编写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已经相继在这三个国家发行。不过这本书基本上是民间行为，现在，得到政府支持的共同研究，是向这个方向又往前走了一步。
 
        就在中日韩三国学者合作编写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出版的时候，法德两国学者也推出了他们对历史的合作研究。他们走得更远，他们写的是今后两个国家共同的中学历史课本。虽是中学课本，内容却很详尽，对历史细节的评价难度也更大。有意思的是法德媒体在谈论合作编写历史的项目时，不约而同以日本为
        “反面教材”，他们都批评日本的学界与政界不愿面对历史，不愿意提及对其他民族的残害屠杀。
 法德双方学者在整个编写过程中，对二战历史的理解大致相同。无论进攻波兰、占领法国或屠杀犹太人与吉普赛人，德国人都能坦然面对历史，早已不再回避自己国家对他国或其他族群的侵略与杀害。而法国学者也把法国过去对殖民地国家的掠夺与压迫写入了历史教科书。两国学者在发生观点分歧相互无法说服的时候，最后选择把双方的观点都列出，由两国读书的孩子们自己去判断。
 
        可以料想的是，中日两个有过历史怨恨、对一些历史细节的认定和看法差别很大的国家，编制共同使用的教科书，相比学者合作写书，是一件更为困难的事情，却也是对两个国家未来更具深远意义的事件。这是真正在两个国家的一代代新人面前，对过去作一个了结，站在一个新的两国关系起点上，开始新的未来。
 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看到中日两国的孩子，使用中日两国学者共同编写的同一本历史教科书。(林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