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江 即将蜕变的年轻城市
西电东送，云电外送，云南又一次肩负起神圣的使命。11月26日，向家坝水电站正式开工，历史永远记住了这一伟大的时刻。而这，也意味着位于下游的绥江老城两年后将永远在金沙江底安然入睡。
按照两年前云南省框定的水电发展战略规划，10年内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江”干流的水电建设基本开工，这预示着到2020年全省水电移民数将达45万人，因此能否解决好移民问题是云南未来水电建设成败的关键所在。
我们欣喜得知，向家坝水电站开建，绥江移民对搬迁都给予了足够理解，因为云南省从政策、资金、产业发展等方面为实行移民小城镇安置创造了条件。因此可以这么说，绥江老城虽然即将消失，但一个崭新的现代化的绥江新城即将面世。（赵育兵）
永别两年后老城永睡金沙江底
横街，正街，清河街……这里是绥江老城曾经最繁华的地方。11月下旬，当我们再次踏进这些幽深的老街时，风化的石砌墙与虫蛀的古柏门柱早已“花容失色”。这里的人都知道，两年以后，他们都将与自己现在的家园挥手作别，那些曾经发生在这里的悠悠往事也将随着老城一起沉睡金沙江底……
悠闲横街 一元钱一杯茶
沿着绥江县城的金沙江畔由东向西，穿过一条长长的柏油马路，我们走进了绥江老城。这里的老街狭窄幽深，住在这里的人们大都显得很悠闲，沿街的茶室很多，仅横街就有10来家，几乎每家茶室里都挤满了品茶的人。一杯茶一元钱，因此茶客们天天来也不会有什么“经济压力”的。刘农义老人就是这众多茶客中的一个。清风茶楼打20多年前开业起，刘老就隔三岔五地来这里喝上几杯，后来认识的茶友多了，彼此也就有了更多的话题。这几天，刘老与茶友们聊得最多的莫过于向家坝水电站建设一事了，与此相连的还有他们即将迁往新城的种种。
与横街相接的正街，在20多年前是全绥江县城最大的鲜肉市场，在一家石头砌成的老房门上，至今还留有“鲜肉市场”的牌子，或许是常年风吹日晒的缘故，牌子已经出现了许多裂缝。住在旁边木楼里的陈贻力老人就是当年在这个市场卖鲜肉的人。“当时这里可热闹了，每天天刚亮就有人来买菜买肉了，人多的时候，整个街走都走不通，排队买肉也是常有的事。”陈老的水烟筒被他吸得哗哗直响，几口气吸下来后，便慢慢地打开了记忆：“当时的县城很小，全城就数我们这条街最热闹，后来，鲜肉市场搬走了，这里一下子冷清了很多，现在的正街除了一些小杂货店，没有一个大的商场，所以来的人就少多了。”这个曾经的鲜肉市场现在已经变成小杂货店了，开店的老板是在几年前租下这里开始做小生意的。
百年禹帝宫 曾被江水淹
1965年8月11日这天，连续的暴雨导致金沙江水位急剧上涨，位于金沙江畔的绥江老城遭遇“水漫金山”。当时的横街、正街、清河街是县城里人口最为密集的街道，一夜之间，江水淹没了横街，政府的险情通报不时从横街西头那棵黄果树上的高音喇叭里传出，附近几条街道的居民纷纷转移到处于半山腰的大汶街一带避险。几天后，随着天气转晴，上涨的江水没过横街后渐渐回落，曾经洁净的横街满地泥沙，一片狼藉，由于这里当时的建筑大都属于木架结构的平房，地基较为坚固，因此并没有遭到太大的创伤。政府部门解除险情后，居民们再次回到了家。
横街的禹帝宫至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那是早前这里的人们拜祭神灵的地方。在这次水灾中，这座老庙也没能逃过噩运。后来，有人为了纪念这次遭遇的历史，用利器在禹帝宫门前的石柱上刻下了这一天的日子。
而今，这座老庙已经空空如也，破败不堪。大门口那两只站了几十年的石狮早就不知去向了，两根石柱子历经沧桑而风化得凹凸不平。就在几年前，老庙里重新建起了一幢新楼，金江社区居委会搬了进来。老庙大门口的石砌墙壁上竖起了一块黑板，那是居委会用来发布各种社区信息的地方。
老人情怀 装瓶泥土去新城
时间倒回到60年前，凌育刚老人当时才8岁，那时的禹帝宫人来人往很是热闹，凌老几乎每天都要跟小伙伴们去庙里玩耍，像躲猫猫、滚竹环、丢沙包这些孩提时代玩的东西他经常玩。时光很快消逝，现在，凌老住进了新建的楼房，可他还会经常去老庙里看看，看看那里的老树，还有那块已经杂草丛生的空地。
说起这些，凌老那些关于禹帝宫的童年往事再次浮现脑际。他的童年跟这座老庙紧紧相连，是老庙一直陪伴着他从童年走到了老年，恍然间，悠悠60余载就这样匆匆过去了，再过些日子，他就要随老城人一起搬去五福堂山的新城区了，心里陡增了些许对老庙的依恋：“就要走了，禹帝宫也要消失了，不知道去了新城还会不会见到这样的老庙。”我们临走的时候，凌老从家里拿出一只装有泥土的玻璃瓶，老人说，那泥土是他几天前从禹帝宫里取来的，他要把泥土带到新城去，往后想念故土的时候他就看看这些泥土，想想老庙里自己曾经幸福的童年……
居住90年 离开难过又乐呵
已90岁高龄的黄圣清老人至今仍住在禹帝宫的旁边，他的房子看上去已经异常破旧，在绥江老城区，像黄老所住的这种老房子现在已经不多了，而这些全木架结构的老房子，正是绥江——这座年轻城市的历史见证。黄老家的柏木柱子已经严重倾斜，柱子上的蛀孔密密麻麻，数十年前用油漆写在木墙上的“毛主席语录”仍依稀可见。
几天前，黄老从邻居那里听到了向家坝水电站开建的消息，同时也知道自己的老房子在两年后也将消失。这几天，黄老的精神看上去比以前好了很多，满是皱纹的脸上泛着淡淡的血红，几乎每天她都要拄着拐杖颤巍巍地在附近的老街上转转，看看禹帝宫，看看曾经繁华的老房子。邻居们谁也不知道老人在乐呵些啥，也没有人去问。黄老对我们说，她在这个城里生活了90年，从最开始的茅屋到后来的竹木瓦房，也见过了高楼大厦，城里又要盖新房子了，她不知道未来的绥江新城会是个啥样，可黄老相信，“那里的房子肯定比现在的楼房更高更美。”像她这样的老人一辈子能见到自己生活的地方越来越漂亮，那是她们这些老人的福气。
黄老现在所住的老房子，那是她的根，再过几年，她也将跟左邻右舍一起搬去新城了，想起这些，她不时轻叹“就快搬走了，以后再也回不来喽”。跟别的老城人一样，黄老也是个明事理的人，“支持国家（向家坝水电站）的建设，我们个人的感情要先放下才对。”黄老的嘴角向上微微翘了翘。
老庙拍照 从此再也见不到
大汶街在绥江老城区的最南边，最开始引起我们注意的是那里的“玉皇观”，“玉皇观”于清朝道光二十年修建，现在已经变成一座废庙，这里的大门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锁上的，那把老式的铁锁早已锈迹斑斑。住在旁边的杨德才说，“玉皇观”里早前有一尊玉皇大帝的铜像，每逢农历的初一、十五都有很多人前来庙里上香祈福。可在上世纪50年代，庙里的玉帝铜像就不见了。10多年前，中城镇政府搬到老庙前一幢三层高的楼房里办公，因此，当时的老庙还不算破败，不时也有人到庙里看看，三年前，镇政府的办公楼成了危房后就搬走了，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来“玉皇观”了。让杨德才没有想到的是，自从11月18日向家坝水电站开工前的慰问演出在绥江举行后，这些天来，几乎每天都有很多人到“玉皇观”来看，那些人都是县城里的老人，老人们说，就要搬走了，以后就再也见不到这些老庙了，所以来看看，有些人还专门到老庙来拍照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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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绥江：滨江梦想
据悉，今年9月9日，由美国安和迪公司、贝尔高林公司设计的绥江新县城滨江景观带修建性详细规划通过了由重庆规划设计院、中南规划设计院、西南交通大学、重庆仁浩规划设计院等专家和教授组成的专家评审组评审。
绥江新县城滨江景观带修建性详细规划是由于向家坝水电站建设，依托绥江境内自然生态、数百平方公里的水体、园林竹廊、湖滨、库汊回灌、森林生态和金江奇石等景观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库区湖滨生态旅游业的重点规划区域。滨江旅游景观带位于规划区大、小汶溪桥之间，全长约5公里，总规划面积1.27平方公里，至西向东依次为“休闲、娱乐与度假旅游区”“会展、餐饮与生态旅游区”“文化展示与观光旅游区”，意象构思为神龙起舞。
绥江新县城选址经过对中城五福堂——盘家山一带、南岸珍珠坝和田坝中村科学论证、比选后，确定于五福堂——盘家山一带，属于缓坡山地，东西长3.5KM，南北宽约1KM。该选址搬迁距离近，区位适中，环境优美，未来的交通方便，城市规划用地充裕，有利于库区经济发展。
绥江新县城的城市性质拟定为：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向家坝库区绿色经济带和“以人为本，以水为主，依山建城，山水结合，集休闲、度假、疗养、旅游为一体的，人居环境最佳的湖滨生态园林城市”。未来的绥江城市职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向家坝库区绿色经济带；二是绥江县政治、经济、文化、商贸、流通中心；三是“两站”的重要组成部分，重点发展以水电资源开发为主体，并配套水电公共管理和服务等产业；四是云南连接四川、重庆等省、市的中心城镇之一，是金沙江地区重要的货物流通中心；五是建设以库区经济为主的支柱产业基地，利用能源优势，大力发展符合绥江实际的高载能产业群。
未来的绥江新城，人口总量将达到5.09万人，当地政府考虑远景期主城区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将控制在14平方公里左右，中心城市群地区人口规模将控制到11万人左右。
守望最后一代渔民理解中让路
“孩子们都不愿意上船了，更不愿意打鱼，现在，向家坝水电站开始动工了。以后，我们这样的渔民肯定也就不复存在了。”
５４岁的陈大新站在金沙江边，迎着呼啸而至的寒风，不易察觉地轻轻叹了一口气。
生于斯长于斯的他，显然比任何人都更能够理解长江作为“母亲河”的深刻含义，因为他已然在这里度过了青春和中年时光，是这汹涌的长江水和水里的鱼类养育了他，还有他的全家，包括四个均已渐渐成人的孩子。
半个多世纪的江风和岁月沧桑，让陈老爹看上去分外苍老。但一提到向家坝水电站未来的美好图景，老人还是喜上眉梢，“可以发那么多电，即使真不让我们打鱼了，也值。”江边出生
江水里成长的孩子
说陈大新是“金沙江之子”并不夸张。新中国成立之初，他的父母是居住在江边的典型的“土著”，种着一些地，但更多的是靠打鱼为生。
由于家中共有６个孩子，再加上特殊的历史时期我国的义务制教育还没有实行，陈家的孩子几乎都没有读过什么书。在本该进入小学的年龄，陈大新却总是跳进金沙江的怀抱，一开始只是在边上最浅的地方玩水、踩水，稍微大一些后，就敢于纵身跳进江中，即便被浪冲走，也能在下游的位置露出头来，再爬上岸。
１２岁那年，他第一次获得父亲准许，登上了家里那条自制的小渔船，当年的兴奋，至今仍记忆犹新。“那之前我早就可以在江里游水了，但爸爸一直不让我上船，更不让我去撑船，说很危险。我就不信，能有什么危险呢？结果，我一上去连站都站不稳，浪并不算大，可船就是拼命地左右摇晃，跟我在水里游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我吓慌了，立即蹲下来，抓住船舷，大声地叫爸爸、爸爸，爸爸却瞪着我，说这下你总知道厉害了吧，自己小心了，掉下去只能怪自己。”
“从那以后，我就相信了爸爸常说的一个道理：撑船不简单，这里头，有学问啊。”经历了有惊无险的“第一次”，小大新立即变得听话多了，不再经常和爸爸顶嘴，而爸爸的态度也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不再明确阻止儿子上船了。
就在那次后没几天，小大新终于尝试着当了一回“渔民”。“大新，今天浪挺大，小心点了，上！”父亲拍了拍儿子的小脑瓜，提醒了一下，看着儿子一下跳上船头，然后，用力拔起把船索插在沙滩上的小铁锹，甩到船上，随后，自己又纵身跃了上去。几乎与此同时，已失去绳索固定的渔船顺着下游的方向漂了下去。
“我还是只能像第一次上船那样蹲着，连站都站不稳，虽然我水性很好，但心里还是相当害怕。但爸爸就那样半蹲半站地立在船头，迅速地理了一下渔网，然后，挺直腰板，双手齐扬，那张渔网就在空中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哗’地落到了水中……”等网拉上来的时候，里面至少都会有四五十条江鱼，有黄辣丁，不时还有会发出婴儿哭一般叫声的娃娃鱼。
越来越好的日子越来越难打的鱼
在童年大新的心目中，相貌和身世都平常无奇的父亲无异于一个大英雄，那撒网的姿势简直就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最有魅力的动作，优美、潇洒、力道十足。正是这个招牌式的动作，让他从小就爱上了在金沙江上打鱼的这种生活方式。
1972年，在大新刚满20岁不久，父亲突然把他叫到身边，把一张新的渔网交给他。大新一时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
“怎么，不想要啊？现在你总算长大了，以后可以独自出去打鱼了！”
听父亲这样说，已经成长为一名强壮小伙的陈大新别提有多高兴了。“那时没有更多的生存技巧，像我们这种渔民家庭的孩子，打鱼当然就是最重要的一门手艺，如果不会，那是要被人耻笑的。而如果一旦被认为可以独立出水打鱼，那就意味着你打鱼的技术已经基本得到了认可。”
在陈大新的记忆中，那天可能是他最开心的日子。他站在江中依然飘摇的小船上，竟然有种气定神闲的从容，撒网的姿势轻松而又潇洒。一网下去，打了三十几条各种鱼上来，“有些我都说不上名字，但看着就是开心。我放了四五条在家里养着，其余的都拿到集市上，卖了大概四五十块，够我们一家大半月的生活费了。”
“想想当年吧，现在呀，靠打鱼哪能维持生活？”陈大新说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现在打鱼的人越来越少，在他们这个村里，也就不到十户而已，而且，每家每户打鱼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鱼越来越少，从来都是只有人打，大自然的鱼真有那么多?取之不尽，打之不完？见谁往里面投过鱼苗了？再说鱼的价格，价格嘛现在倒是比较贵的，随便拎到市场上，江鱼至少都能卖上四五十块一斤，如果倒手给餐馆，价格还几十几十地往上涨。可这样的买卖现在一个月也做不了两三回了，鱼越来越少啊。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日子虽然是比以前好了，但那跟鱼没有多大关系，主要是政策越来越好。”
虽然满怀惋惜，但步入老年的陈大新并没有非要为自己打鱼这门“手艺”找个“传人”的意思。事实上，陈大新夫妇俩都非常喜欢孩子能够接受现代教育，走出山乡，走进大城市。他们一共有四个孩子，非常难得的是，两个儿子都是大学生，其中一个尚未毕业，两个女儿也都上了高中。就子女的文化程度来看，陈家在全村绝对屈指可数。这一点，是老两口的骄傲，平时逢人一说起自己的孩子，便春风满面。
渔民的生活方式变了长江也在变
“孩子们都不愿意上船，更不太愿意跟我学打鱼，他们说上船不安全，打鱼没有奔头，不是现代人应该有的生活方式。呵呵，毕竟是两代人，观念不同啊，更关键的当然还是时代不同了，他们这样认为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 尽管表现得比较开明，但陈老爹还是流露出了一丝伤感，在说起这些的时候，他轻轻叹了一口气。
家里有四个孩子，正是抚养孩子的巨大压力，迫使身为一家之主的陈大新长期以来苦苦思索着通向小康生活的致富之路。在孩子们都还很小的十几年前，正值壮年的他和妻子一起，在自己的几亩自留地和金沙江边开垦出来的荒地上种起了成片成片的果树，有橘子、桃子，还有经济价值相当高的桂圆。在他们的精心栽培下，这些果树都长势喜人。“咱老百姓爱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咱家就住在金沙江边，这地哪能不肥呢？”陈老爹讲起那些年栽种果树的情况时，似乎只有甜而没有半点的苦楚可言。
常识告诉我们，即便是再温柔的小溪也会有“发威”的时候，何况是奔涌不息的长江！
金沙江近些年发的大水，特别是1991年的那场大水，至今仍令江边的许多村民为之色变。“在我的记忆中，金沙江已经发过好几次大水了。每次水位都会涨得很高，把岸边许多村民的地淹没，我家的地也被淹了，谁也无法幸免。我没有文化，不会讲什么大道理，但我知道，金沙江每隔些年头就要发怒一次，一定是我们人类惹到它了……”
由于蜗居于江边乡村，信息闭塞，老人家或许永远都无法知道，比金沙江大水严重得多的洪灾及其他各种水害，在包括长江、黄河在内的我国的各大主要河道上不断上演着，而究其根源，无不在于人为因素造成的水质及流域环境的破坏。长江在变，长江的上游金沙江也在变，对这样一位老人来说，坏的方面他无法想象，好的方面他同样难以预料。
常回去看看常回家看看
由于目前的移民工作只进行到水电站范围内的施工区，淹没区的移民工作尚未展开，陈老爹虽然早就听说要彻底搬迁，但一直没接到任何来自官方的正式通知。“我在电视上注意过三峡水电站的事情，电站开修了，灾害似乎也就没有了，还可以发那么多电供国家的建设使用。所以，为了这个水电站而搬家，那是绝对应该的。”
显然，陈老爹对这个巨型水电站的功能和作用的理解还远远不够，尽管如此，没有什么文化的他还是表现出了难得的明理。在他家所世代居住的江边小村，记者随处遇上的都是一些中老年人，年轻人则基本上都外出了，有的求学，有的打工。记者随机进行了一些走访，十余位老人在聊到关于修建水电站将淹没其家园的话题时，难免流露出一些哀伤和不太情愿，但是，在短暂的犹豫后，他们都表示绝对拥护国家的政策。唯一的希望就是，政府能在政策和经费都允许的情况下，多体谅一下他们家园被淹的损失。“我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本来啥都没必要再计较了。但孩子们都还年轻啊，我们都希望他们能走出这个小小的村子，过上更好的日子。”对于未来的生活，陈老爹有着自己的想法。
“电站修起来后，我们的家园就要被淹了。那时，我们的家，我们的果园都会变成一片水下世界，这里当然也就没有土，没有地，更没有我们的房子了，只有大大的、大大的水库，一定非常非常壮观……我不知道到时候国家还允许我们在这里打鱼吗？应该不允许了吧，那我这条破旧的小渔船和这张网真的就该彻底退休了，我们也要搬迁了。当然，现在上面的政策还没有下来，我们也不知道以后究竟会搬到哪里。但不管搬到哪里，以后我都会经常回到这里，到水电站的水库去看看……”
陈老爹站在船头，认真清理着渔网里夹杂的水草，还有一些破碎的贝壳。江水很急，江涛阵阵，小船在摇晃着，他干瘦的身板却几乎一动不动。
绝唱“疯狂的石头”绥江版上演
“两年以后，等到向家坝水电站开始蓄水，江边上就不会再捡到奇石了。”沿着金沙江两岸捡了几年奇石的绥江人黄兴忠，依靠从江边捡回来的各种各样的奇石在县城开了一家奇石馆，其中有一块重达数百公斤的奇石，他叫价15万元。他说，等向家坝水电站库区蓄水后，以前有奇石的地方将永远地被江水淹没，自己奇石馆的石头可能是金沙江边的最后一批奇石。
一个故事绥江金沙江畔产“宝石”
早前，绥江县城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曾经有一个香港的老者来到绥江旅游，无意中在金沙江边捡到一块形似孙悟空的石头，带回香港后以6万元人民币的价钱卖给了一个在香港投资的内地商人。打这以后，关于绥江金沙江畔产“宝石”的消息不胫而走，随之而来的寻石人蜂拥而至，近水楼台的绥江人这才如梦初醒前往江边“凑热闹”。
给我们讲这个故事的人是一个名叫胡林驻的老人，在他的家里，我们见到了他几年来从江边捡来的20多件各种奇石，其中最大的一块“骏马”石，足足有100多公斤重。后来我们在对绥江县城的访问中发现，我们所到之处，几乎每家每户或多或少都收藏有形色各异的奇石，就连我们入住的邮政宾馆，大厅里也摆放着诸如“迎客松”“镇山虎”之类的奇特花纹石，其自然形成的纹案与各自的名称浑然天成。
最近几天来，绥江县城边金沙江的河床上，前来寻找奇石的人越发地多了起来，只不过，这些人中绝大多数都是绥江本地人，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再不捡以后就没有指望了。”
一个怪人沿江捡了几年奇石
金江路是绥江县城目前最长的街道，在这条街上，最近以来有一家奇石馆的生意较往常火爆，这是整个绥江县城目前唯一一个发展金沙江畔奇石经济的地方。奇石馆的老板叫黄兴忠，是个地道的绥江人。然而，对于从小生长在金沙江畔的黄兴忠来说，以前根本没有想到家门口这条江的一些石头是很值钱的。几年前，他听说有很多外地人常到江边来捡石头去卖钱，而且还有人靠捡石发家致富。开始时，半信半疑的黄兴忠试着去江边寻找，有一天，他无意中在江边的河床上发现了一块形似孔雀的奇石，他想着自己“不会是捡着宝贝了吧？”后来，他把这块才半斤重的小石头带回了家，结果，那块石被一个外来的游客用100元钱买走了。接过钱的那一刻，黄兴忠高兴了老半天。这以后，他几乎每天都要去江边转转，寻找奇石。
“金沙江有宝石啊！自己可以捡来卖钱。”有了这个想法后，黄兴忠再也按捺不住心里的激动了。他几乎每天都要去江边转悠，沿着绥江一直向上游永善方向的江岸寻找，有时候走得远了，就在半途找地方住，走累了就在江边的石头上坐一会儿，饿了就啃几口随身带的干粮。有一件事，他至今仍记忆犹新：三年前的一个夏天，那天的天色已晚，可他沿着江边已经走得太远，附近方圆数公里内找不到一户人家，背上先前捡到的石头压得他的双肩从痛到麻，他知道这个晚上不可能再找到住的地方了，可江边又很潮湿，怎么办？几番思索后，他也没有想出个万全之策来，最后不得不躺在沙滩上将就一夜。
一个想法开个奇石馆卖奇石
金沙江的奇石有大有小，有时候碰到一块沉重的“宝贝”单靠黄兴忠自己的肩膀是力不能及的，因此，凡是搬不动的石头，他只好请人请车帮忙搬回家。几年时间下来，捡回来的石头把整个家挤占了大半。他从捡石头的那天起，就想将石头卖出去，可当时他连个铺面都没有，想出售谈何容易啊？直到今年8月，黄兴忠在和妻子商量后才在县里租了个铺面开了个奇石馆出售奇石。
由于刚刚开张不久，再加上绥江县城家家都收藏有奇石，要想让家门口的人来买奇石，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黄兴忠的奇石馆至今还在为销路发愁。向家坝水电站开工了，绥江新城也开始修建，绥江县城的外来人随之多了起来，黄兴忠开始把目光盯在了这些外来人身上。与此同时，黄兴忠也在打这样一个主意：以后向家坝水电站库区蓄水，以前有奇石的地方将永远地被江水淹没了，因此自己收藏的这些奇石再过上几年，一定能升值，到时候就不会为销路发愁了。
在黄兴忠的奇石馆里，摆放着各种各样的石头，总共有数百件之多，由于奇石馆的经营才刚刚开始，他还没来得及为所有的奇石取名。在这个馆内，有一块重达数百公斤的奇石的叫价高达15万元，此石不仅造型奇特，且石身上自然形成的纹案也非常惊人：既有“猛龙过江”之意，又似奇景相衬之美。黄兴忠说，上个月的中旬，有一个外地人到他的奇石馆来，一眼便看中了这块巨大的奇石，当时，那人已经出价10万元要买这块石头，心里没底的黄兴忠犹豫了半天，最终还是拒绝了。“这块石头刚开始我连定价都没有谱，经过这一次之后，至少知道它已经很值钱了。”黄兴忠说，“如果下一次有人再来买这块石头，我就定价15万元。”
黄兴忠心里明白，两年以后，向家坝水电站开始蓄水，江边上就不会再捡到奇石了。他奇石馆里的石头可能是金沙江边最后一批奇石了，等卖完以后，也就没有石头卖了，想到这里黄兴忠的心里有了几丝遗憾。
外地商人抢滩绥江分羹“移民经济”
“绥江县城操外地口音的人多了，挂外地牌照的车也多了。”绥江县城的出租车司机们懵头懵脑，不解个中原因。以前一辆出租车跑上一天也难拉到几个客人，可现在不同了，街上的人多了，出租车的生意随之好了起来，一天下来，怎么着也会挣个300元左右。
一月之间外来商人突然增多
在绥江这个2万余人的小县城，原有的企业和店铺本来就不是很多，以前有些新楼刚盖起的时候，如果地段不太好，要想租出去或卖出去，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要么找不到合适的买主或租赁者，要不人家嫌你价开得太高。自今年11月下旬开始，不知从哪里闯进来一大批租写字楼与店铺的人。这些人从哪里来？来绥江租那么多的写字楼、店铺干什么？我们刚到县城就想问出个究竟来。
11月18日，三峡公司慰问演出团抵达绥江县城进行演出。从这天开始，重庆对外开发建设公司也在县城新址五福堂山动工了。县工商局的一位工作人员给我们透露了这样一个消息：仅11月一个月的时间，前来局里咨询办理营业执照的人几乎是此前两三个月的总数，最多的一天有20余人。“来我们这里咨询办理登记手续的大都是四川、重庆等地的外来商人，这些人都是冲着向家坝水电站建设与绥江县城迁新址来的。”
外地人进入绥江开店铺
县政府办公楼附近的一条街上以前空着的四家店铺一周内全部开店营业了，经营项目全是建筑与家装材料，巧的是，四位经营者都是重庆人，11月初才赶来绥江的。陈庆华是其中一个经营者，他辞掉老家公务员，父母的房子全都被他借贷抵押给银行了，这还不算，连自己的老婆也辞了在学校的工作带着才四岁的儿子跟他一起来到了绥江这个并不起眼的小城。对于陈庆华来说，亲戚几个一同前来绥江做建材生意的，他算是“亏”得最大的。
其实，陈庆华自己并不这样想。“虽然我从来没有经过商，可我相信只要肯学，只要勤奋，什么艰难都会挺过去的。绥江新城几年后就建好了，可在建设新城的过程中，建材与装饰材料，作为城市建设中必要的元素，怎么说都用得上，我不求一夜暴富，只求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经营几年，我估计赚个几十上百万不是什么问题。”
政府表态支持外来商家投资
跟陈庆华有相同的抢占绥江移民经济想法的人还很多，他们根据各自经营选项而有着不同的发展期望。四川成都新都县的龙子凯就是一个。
我们找到龙子凯，是在他刚入住的宾馆里。对于川厨世家出身的他来说，他在成都的时候就拥有了上千万的资本，此前在成都市内就拥有四家中档以上的川菜酒楼。这次选择来云南边陲的绥江小城寻求开拓，他打的就是这个小城“移民经济”的主意。
“这次初来绥江主要是投资前的一个考察，最终能不能投资经营目前还没有完全敲定。不过，根据我几天来对这里的餐饮业的调查了解，我的投资意向还是有一些可能性的。”在龙子凯看来，绥江县城这次新迁，这里的人口数量将增加，创全县城历史的新高，其中，增加最多的是外来人口，所以投资发展餐饮是个很好的选择。龙子凯说，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打算先期投资200万元到绥江来，专攻中高档川菜。此外，他还想把成都的名小吃“龙抄手”“夫妻肺片”“麻婆豆腐”等引进绥江，集中搞一个“成都名小吃城”。
县政府有关人士表示，绥江县在新迁阶段，政府支持外来商人投资，将积极为外来投资的商家营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努力为投资商们在政策服务等各个方面保驾护航，力争将未来的绥江新城打造成云南北大门一个美丽富饶的湖滨城市。
无悔损失百万女老板带头搬迁
祝艳萍是全国优秀的中小型企业家，拥有云南省劳动模范、昭通市人大代表、水富县政协委员、县工商联合会副会长、“感动昭通十佳女性”等众多颇为耀眼的光环。她坐在自己拥挤的办公室里，窗外冬日的暖阳斜斜地照在她的脸上。一年半前，祝艳萍带头搬出了规划中的向家坝水电站施工区，成为了响应当地政府号召牵出向家坝库区的第一户移民。为此，她直接的经济损失就达一百多万。
库区内成长起来的女企业家
１９９２年初，刚刚跨入而立之年的祝艳萍带着丈夫和两个孩子，从外地来到水富县向家坝镇田坝村红星村民小组定居，并陆续购置了约３０００平方米的地，建起了自己的住房和厂房。很快，不少人主动找上门来“抛绣球”，表示愿意利用其中的厂房，双方合伙做生意。
祝艳萍非常高兴，在经过几次接触后，她选定了其中一名自称是来水富投资的外地人，合作开办一家小型的木材厂，并把自己建房后仅剩的３万多元全部拿出来，购买了一些设备。
“那时我还没有什么做生意的经验，太容易相信人。”祝艳萍说，正式开工前几天，她出了一趟差，回来时厂里的设备被悉数偷走，只在角落里给她剩下了一把电锯。她本来丝毫不怀疑自己的合作伙伴，但奇怪的是此后这个人就像蒸发了一样，再也没出现过。
吃一堑，长一智。经过这次被骗，祝艳萍多了几个心眼儿，决定自己单干，不再找合作伙伴。在举债近十万的压力下，她的红星木材加工厂、红星手套厂等几个小型企业陆续开了起来，而且，生意一天火似一天。
“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企业的选址。大家都知道水富是云南的北大门，这个地方又是连接四川云南，连着永善、绥江及宜宾、屏山等两省各县市的要塞，人气很旺，过往的车流量也非常大。所以，我的产品根本就不需要做任何宣传，直接堆放在仓库和厂房门口就是了。来来往往的人都能看得见啊。毫不夸张地说，这里还真是一块风水宝地。”谈起自己创业之初的经历，祝艳萍说自己原本并不懂得经营，能有今天的一些成绩，完全是占据了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条件。
“其实，在搬到这里之前好多年，就听一些长辈提过，金沙江上的水利资源非常丰富，可能会建一座超大型的水利工程。但是，总觉得那只是一个有点飘忽的‘传说’和‘梦想’。”当自己的家庭和企业在田坝村红星村民小组站稳脚跟后，祝艳萍越来越忙，从一个籍籍无名的农村妇女，渐渐成为了受到县、市、省乃至全国业界瞩目的民营企业家，各种荣誉也纷至沓来：云南省劳动模范、昭通市优秀共产党员、昭通市人大代表、水富县政协委员、县工商联合会副会长、“感动昭通十佳女性”……
在父母教育下孩子接受搬迁
“我就告诉自己，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的厂子也就只有搬走了。真的，当时想得很轻松，也觉得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作为一名党员，国家的大方向我们当然必须遵从和全力配合。”祝艳萍笑着说，等到真要搬迁时，才发觉这“不是那么轻松的事”。
２００５年２月的一天，县、镇、村各级组成的联合工作组来到田坝村红星村民小组，第一次正式向村民们宣布了向家坝水电站施工区的移民工作即将拉开序幕的消息，这个消息在村民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
“这里并不在淹没区范围内，怎么也要搬出去呢？”
“我们在这里生活了这么多年，有房子，还有厂子，还有铺面，根都在这里，叫我们往哪里搬呢？”当即，就有大量村民情绪激动，发出连串的疑问。
“该来的总是要来的。”祝艳萍说当时她沉默了好几分钟，在心里这样对自己说了一句。然后，就站出来劝大家，“向家坝水电站是国家大型工程，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我们老百姓应该无条件地服从，至于大家的安置和补偿问题，国家有很多健全的政策，请大家不要担心。”
工作组的劝说和解释工作做了两个多月，祝艳萍也就跟着为此忙活了两个多月。但是，直到4月中午，还是没有一家人愿意搬。
“我觉得我应该带这个头，不为什么，就因为我是一名党员。”
丈夫对此表示理解，但她的这个决定遭到了两名孩子的“抗议”，16岁的小女儿尤其“不高兴”，因为她最喜欢每天放学后都和村里的伙伴们到江边玩耍，踩在软软的沙滩上戏水，这些年来，还曾在江边拣到过不少漂亮的小石头。
“妈妈、妈妈，这水电站一修，我们就不能住在江边了，我们就再也没有沙滩和漂亮的石头了，对不对？”孩子虽然天真好玩，但在父母反反复复的教育下，还是默默接受了必须告别家园的事实。
第一个带头搬出库区的“大户”
4月15日一大早，水富的天空有些阴沉，红星木材加工厂的工人们带着麻绳和扁担，走进了老板的家。他们见有个年轻师傅正用一部DV机在家里拍摄着，祝艳萍跟着旁边叮嘱着，“这边，师傅，这边多拍一下……”
拍完后，祝艳萍招呼自己的工人们坐下喝了一会茶，然后挥挥手：“大家……动手吧。”
由于家具和厂里的设备都很多，搬迁持续了十余天才进行完。这期间，祝艳萍尽量减少外出和工作上的应酬，和爱人一起呆在家里。大儿子在外地读书没法回来，小女儿则是每天放学后都会回家，她发现妈妈似乎有所变化，不再像以前那样忙得基本顾不上自己，而是喜欢晚饭后牵着自己的小手，在村子里和金沙江边到处走走、看看。
可让这一家子心里憋闷的是，开始搬家后的一段时间内，他们似乎成了部分村民眼里的“敌人”。
“他们说我向政府妥协，有人骂我‘汉奸’。”招致如此非议的原因，是这些村民认为政府给出的补偿条件和安置措施“太不公平”，因为他们“太不划算”、“太亏”。
其实祝艳萍又何尝有“赚头”呢？2004年初，在附近施工的水麻高速公路工程项目部找到她，租用其几间仓库作为工地上的设备和材料库房，年租金20万。合同期三年，但在政府决定移民时还有两年没履行。对方要求解除租用合同，这笔损失一下就是40万。还有另一处仓库，也已经签订了出租合同，每月租金三万五，现在人家指责出租方“不讲信用”，理所当然地不付租金，还要索赔违约损失。
“根据县里相关文件精神，框架结构的房屋按约500元一个平方进行补偿，砖混结构的200多到300多不等。还有我那个造价就花了40多万的仓库大篷，由于没办过产权证，只能当作临时搭篷处理。能指望赔多少钱？”一再追问下，祝艳萍才不太情愿地给记者算了这样一笔经济账。
向家坝镇负责移民安置和补偿的相关负责人证实说：“没错，祝艳萍确实做出了很大的牺牲，直接经济损失就不下百万，我们都很感动。”
两百户移民中才有一家“钉子户”
然而，这样的牺牲并不能感动所有的村民。有一户吴姓外来做生意的家庭，依托这里的优势地理位置，近两年来已经赚到了自己财富积累中的第一桶金。他多次表示，应该提高补偿标准，否则就不搬走。任凭政府工作组如何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这家人唯一的反应就是“赖”。最后，工作组只有申请法院采取强制执行的方式，来帮这家人搬家。
好在这样的“钉子户”只是极少数。据了解，在水富县施工区内736户共4073名移民中，一直“赖”到非得由人民法院来强制执行的，不过四五家，也就是说，大约近两百户中，才有这样一家。
如今，祝艳萍把自己的家和木材加工厂、手套厂一起暂时搬到了位于县城内的双江桥头，另外还在附近租了一个大仓库，每月要支付上万的租金。“这属于过度性安置，政府已经按照人头计算，补偿了我们歇业补偿费、租房费、生活补偿等等。向家坝这个工程要花那么多钱，资金比较紧张，我们怎么可能再跟国家伸手要呢？等以后集中安置小区建好，我们这些从库区里搬出来的群众就又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家了。”
祝艳萍办公桌上摆放着近年来获得的各种荣誉奖状和证书，说这话的时候她坐着没动，视线却飞出窗户，朝着金沙江的方向，一脸安详。
新生特困移民摆摊学挣大钱
向家坝镇的马脑村，是离向家坝水电站现在的施工区最近的一个村子，而离施工区1公里左右的坝尾槽则是位于水富县境内，是最大的移民区，马脑村的移民唐贵轩带着有残疾的儿子唐树军在坝尾槽建着自家的房子。
和许许多多的移民一样，唐贵轩老汉说自己过去的住房和土地全都在水电站的施工区内，早在1952年的时候，父亲就带着刚满1岁的他入赘至此。从那之后，他便再也没有离开过向家坝，并在这里靠着10亩土地娶妻生子，过着虽然清贫倒也其乐融融的日子，“我和我家那口子还以为可以死在我那间土坯房里呢。”说起向家坝，唐老汉爬满皱纹的脸上有说不出的感慨。
向家坝——半个世纪的记忆
2004年12月里的一天，当时唐老汉坐在自家围院里，望着家门前的300多棵油桃树，心里寻思着：今年嫁了枝，明年就有收成了，加上粮食、蔬菜和养猪的收入，准能给儿子说上一门满意的婚事。
唐老汉的儿子已经快25岁了，这样的年龄，在当地早该谈婚论嫁，可唐树军连个对象也没有。“他跟他妈一样的病，一年到头右脚都使不上劲不说，还得长期买药搽，加上他小时候不知是怎么回事，脑子一直不好使，智力有问题，多少有点傻，加上我们家又穷，哪有姑娘看得上他。”
儿子唐树军的婚事一直是唐老汉的一块心病。可还没等他从能为儿子娶上媳妇的憧憬中回过神来，几个村干部却先找上门来了。“谁想从呆了那么多年的地方搬走？人是有感情的呀。而且，我还指望着那300多棵油桃卖了钱，给孩子娶上媳妇呢。可村干部跟我说了，我们这块地国家有用处，得征了修水电站，房子、土地都得被征去，我那就要结果的油桃树也得被铲平了。”回忆起向家坝开工之前村干部挨家挨户来做工作时的场景，唐贵轩依旧是历历在目。
那些油桃都是两年前种上的，是属于村里专门为这些经济困难户引进的经济作物，他家是村里数一数二的贫困家庭。老唐媳妇20多年前就得了骨髓炎，半边脚都溃烂了，早就失去了劳动能力。家里就一儿一女，女儿前些年就嫁到邻近的村子里去了，儿子从小就跟他妈一样的病不说，脑子也不太好使，二十几岁的人了，连自己的名字和一些简单的字都不会写，算个账找个钱的也都让人不放心，一家人就靠着小学文化的老唐一人。一边做地里的活，一边给云天化打点散工才把这些年给熬过来。
“种这些油桃虽说是政府叫建的油桃基地，实际上老唐心里全是冲着攒些钱给他儿子娶媳妇来的。”向家坝镇马脑村村支书吴泽奇不时将唐老汉的家庭情况介绍给我们。
唐老汉说，他当时听了村干部说征地的事，惊得老半天合不拢嘴，他直到现在也想不明白，自己住了50多年的向家坝，将来竟然要建起一座全国第三世界第四大的水电站。“不情愿吧，也不成，这是国家的重要工程，村上干部都说了，我们都得以大局为重，不管心里有多大的想法，都得听政府的，跟着党走。”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2005年初，唐老汉一家提前搬出了向家坝，并在移民区坝尾槽附近，高价租了一间不到30平米的小套房，一家三口就挤在里面。白天，唐老汉叫上儿子到工地上去，他替工地上的包工队守材料，儿子就帮忙看着烟摊，每天的生活费也就有了着落。
移民区——正在建设的家园
站在坝尾槽泥泞的施工便道上，望着咫尺之隔的向家坝，唐老汉不厌其烦地指着工地内的各个角落，告诉我们哪里是他以前住的地方，哪里是他那300多棵油桃树栽种的地方，哪里他又有着什么样的记忆。
或许我们是体会不到他心中那种依恋的，但是当我们一行6人在淤泥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进到正在建设的移民区时，很快被工地上热火朝天的氛围所感染。我们从坝尾槽移民安置点现场协调工作指挥部了解到，坝尾槽内的移民房总用地面积为155800㎡，总建筑面积为190460㎡，住宅套数为1308套。
“你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就是移民区今后的广场，现在这地方每个周末都放露天电影给移民和工人们看，已经开始成为附近移民和工人的主要娱乐场所了。”水富移民局驻现场指挥部管理员邓和祝告诉我们。从坝尾槽顶端的指挥部望过去，工地上除了建房的工人外，向家坝的移民也没闲着。我们从当地干部口中了解到，这些移民都是几户人一起建房的，唐老汉家那栋有着12套住房，240㎡门面的移民房是三家人共同建的，同母异父的两个兄弟也是房子的主人，而已经建高的地基是当地政府出钱挖的，整个地基很坚实。
“建房是个大事，我们当地政府生怕移民们一不注意把地基的问题给忽略了，最后就自己出钱给移民们先把地基打好了。这个政策很好，所以呢，水电站施工区的移民只有736户，但这个移民新区的房子却达1300多套，很多人都趁此机会建了两套以上啊。”
“爱心卡”——独一无二的举措
跟像唐老汉这样经济情况相对差一些的移民聊天，搬迁的一些赔偿总是绕不开的话题，当然，实际所得和心理价位的差别是无法避免的。
唐老汉说，因为自己家的位置离水富县城比较近，无论是去到县城里卖水果还是买些化肥回来，都是相当方便的，而粮食和经济作物的收成也比较可观，如果不是家里长期缺乏劳动力和要为妻儿治病的话，也不会那么贫困，搬迁之后，现在房子算是基本上有着落了，可今后是否还会有土地，自家的生活得如何经营，这些都是困扰一家人的难题。
当地政府考虑到移民区内许多移民家庭情况都比较困难，搬迁之后土地收入也暂时停止等实际难题，专门发放了一种叫“爱心卡”的小册子。
“这里的农民，相当一部分是比较困难的，县委张书记也非常重视这个问题，从2005年底我们就开始对移民家庭情况进行普遍的摸底工作，对于一些失去劳动力、老弱病残和一些家庭基本收入低于相关标准的困难户，我们都发放了爱心卡。”据水富县民政局局长辛雄介绍，向家坝镇马脑村当时就被列为“爱心卡”发放的试点，而唐老汉则是这个试点村内23家试点户之一。领到“爱心卡”之后，唐老汉家丧失劳动能力的家庭成员便能每月领取40—60元的生活救助，并且还能在医疗、就学、就业、法律等四个方面得到相应的优惠政策。
“‘爱心卡’可以说是我县移民工作过程中的一个创举，这是其他移民地区没有的，‘爱心卡’的发放也为我们一部分困难移民解决了许多切实的生活问题。”辛局长说。
看工地、摆烟摊——离开土地的生活
“爱心卡”的发放确实能为唐老汉一家解决一小部分生活问题，而如何在停止农业生产之后让一家人的生活有条不紊的继续下去，也是唐老汉一家必须得面对和解决的。“没问题，我现在是这个施工队里的保管员了。”唐老汉略有些得意地告诉我们，施工队以每月500元的价格聘请他去保管材料，守工地，一转眼，打工变成了唐老汉现阶段的主要职业了。“一来我是这房子的主人，帮忙看这工地谁能有我那么尽心啊；二来我又是当地人，哪个小偷小摸的敢随便打我的主意。”除了这500元的“小钱”外，唐老汉也学着赚起了“大钱”。
随着向家坝水电站的兴建，外来施工和做生意的人越来越多，作为向家坝镇的当地人，工地周围仅有的几百间居民房的主人，经常有人租用他们的房屋，还时不时向他们讨口水喝，这样的经历多了之后，陆续就有一批有些生意头脑的居民们用自家门面开起了小饭馆，甚至还有一些茶吧和娱乐场所。没有房子和一些相关资源的唐老汉并未像其他居民那样弄间门面开个餐厅，他只是请人做了个香烟柜子，闲暇的时候到县城里去批发些零食、香烟和日用品回来，再转卖给工地上的工人们。
“每天能卖个100来块钱，一家人的生活费也就有了。”唐老汉的儿子每天就守着这个烟摊，简单地找补可以自己来，一有“复杂”的买卖，唐老汉就得亲自出马了。老唐简单跟我们算了一下，单是这个烟摊每天都有20多元的利润，一个月下来六七百块的纯利润不成问题，“比我过去土地里一年的产出还多。”唐老汉很是满意。
“不是这向家坝占地，他也建不了那么大的房子，他儿子也娶不上媳妇。”村干部告诉我们，看到唐老汉偌大的“家业”之后，登门说亲事的人络绎不绝，去年年底，唐老汉终于喝上了儿子的喜酒。“快抱孙子了。”唐老汉笑得像一朵盛开的菊花。离开土地之后，唐老汉的生活过得比以往似乎更为轻松惬意，这样的日子让他和一家人现在并不害怕以后应该怎么过。“该怎么过就怎么过，党的政策在这里，我还有双手，担心是会担心，但我们并不害怕，我们想得最多的，是以后日子会越来越好。”
移民区工地上的建设速度很快，移民们对此都表示很满意，他们有的忙于工作，大部分不能像唐老汉一样，24小时地看着自家的住房从无到有，然而隔三岔五上来转转的也不少，我们在坝尾槽移民区逗留的3个多小时时间里，不断有移民三三两两相约来看自家房子。一脚深一脚浅的淤泥挡不住移民们迫切的心情，阴冷的天气更加掩饰不住工地上热火朝天的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