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克 特能理解黄健翔
父母都来自湖南的曾克，身上带有一股湖南人锐意进取的气质。近代以来，湖南人在中国各个领域当中都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而曾克在电台DJ当中，也是开风气之先的人物，因为他是大陆第一个敢在节目里播摇滚乐的人，因此，他是美国《滚石》杂志点名要采访的两个中国DJ之一；而且，他和唐山DJ董鹏在2000年所做的异地连线节目《说唱三千里》，也是在中国广播史上没有先例的。
三湘儿女的血液中有一股豪爽之气，曾克亦是如此。上过他节目的很多艺人，都成了他很好的朋友。圈内流行一个段子，曾克有次和齐秦喝酒喝到深夜，都喝多了，开不了车，齐秦给曾克朋友打电话，让他来接人，“喂，我是齐秦……”对方对于这种明星给自己打电话显然没有准备：“你齐秦？我还齐秦他爹呢！”在接受采访时，曾克确认了此事的存在，不过，那是1998年的事儿，过去快十年了。而曾克之所以非常欣赏许巍，除了其做音乐做人都非常简单之外，还因为许巍身上还留有早期摇滚歌手的那种“仗义”。
如果你经常听曾克的节目，或者看他的博客，你会发现有一个词，他经常使用，那就是“飞翔”。曾克说，从一开始听音乐起就有这种感觉，“飞翔意味着无拘无束，失去了重力的约束，失去了障碍的约束”，那种自由的感觉，在现实生活中很难体会得到。曾克至今很怀念做乐队时的那种感觉，大家考虑得都很少，就是一块儿做音乐，组party，虽然挣不了钱，但都很单纯，很快乐地聚在一起。他说，那是个“音乐的情义时代”，大家都像个“侠客”。他说，这种快乐充满着自由。
曾克于1987年进入云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这是所可以追溯到西南联大时期的学校，因而曾克也有那种理想主义的情怀。他上大学的时候，正好赶上了“八十年代”的尾巴，中国的新生代艺术、新时期文学正在蓬勃发展的时候，即使是成绩很差的同学，开口闭口谈的都是萨特、叔本华、弗洛伊德这些名字。曾克在分析自己这一代人的时候，认为大家都有一些相近的气质，没有承担太多的历史压力，即使经历过一些黑暗的时期，但都是很快乐地度过，追求无忧无虑的快乐，血液里都有着强烈的自由基因，所以他非常喜欢《阳光灿烂的日子》。
1991年学校毕业，进入电台工作，本来是做编辑记者，但后来发现做播音也挺合适，一下子就成了第一代采编播一体化的主持人。曾克介绍，其实，播音员这个行业，跟相声差不多，也有传帮带的性质。因为昆明对主持人的限制不是很大，因而主持人在个性张扬方面有一定空间。因为是第一代采编播一体的主持人，并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曾克一步步摸索过来并且取得相当成就之后，会不会想到像杨澜当年一样出国深造一番，重新补习一下理论方面的知识呢？曾克的回答是否定的，“我是将工作当作爱好和玩儿的人，要我从理论上学习，肯定从性格上极大抵触，而且也学不上什么东西。”
新报：怎么认识董鹏的？后来又怎么会一起做《说唱三千里》这个节目的？
曾克：1999年的时候，因为唱片公司的活动，在大连认识了，都很欣赏对方，觉得对方能够给自己的节目带来很多补充，能够迸发出火花来，就一起聊出了这个节目。
新报：据说你要出书？现在准备得如何了？
曾克：曾经准备了数十万字的节目文稿，也“叫嚣”过一段时间要出书。但我分析，出书的意图无非两个，一是让更多人看，二是给自己留个纪念。后来我发现能够在博客上写，已经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了。所以，虽然动过几次念头要整理，后来都搁置了。我这人办事没有什么条理，不会有什么日程表。
新报：平时都看什么书？
曾克：我喜欢看历史方面的，外国人写的东西能够更好地让你了解，你生活的国度在别人眼里是什么样子的。前段时间，看《北京的陷落》，是个曾经参加过八国联军的法国人写的，我看得最动情的一本。他描述了一个自我完善了几千年的体系，在列强的攻击下，灰飞烟灭的过程，环境描写特别多，看得我很伤心。
新报：据说，你每周都要深度聆听6张唱片，看一两部电影？
曾克：这是我给自己下的任务。一部好电影能让我变成主人公，我看得杂，《两杆老烟枪》那种特疯狂的，我很喜欢，《四百击》那种，我更是看了不下十遍。我对细节特别贪婪，《阳光灿烂的日子》最后夏雨在游泳池里被人踩，音乐响起来，我很感动；《这个杀手不太冷》，女孩儿出去跳舞，忽然响起了比约克的音乐，那时候，我就觉得太美了。
新报：现在还会站着主持节目，高兴的时候翻跟头吗？
曾克：那是年轻时候的事情了，站了七八年，后来腰有毛病，站不动了。年轻时候做直播，一边放音乐，在里面玩儿，乱跳，拉下话筒就骂娘。我觉得一个主持人要有自己的观点，所以我特别能理解黄健翔，中国就是少这样的主持人。
旷杰 一心一意玩广播
从大学毕业走进云南广播台，旷杰已经做了十一年的主持人，从音乐节目到旅游频率，旷杰也将自己的业余爱好融入到了工作中。轻松幽默的风格，开朗乐观的个性，旷杰不仅仅用声音陪伴着云南的听众走过一个又一个普通的日子，更时常活跃在一些大大小小的活动现场，有着电视主持的经历，旷杰却更喜欢做一名广播主持人的感觉。
1995年旷杰从云南艺术学院毕业之后就进入了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频率，那也是音乐频率刚刚开播。那一年的12月18日，这个旷杰在十多年后依旧清楚记得的日子，音乐台正式播音，“那天晚上，节目结束了，大概是10点多，我们所有的主持人和工作人员一起坐在直播间，有人出去买宵夜，跑了很远的路，在昆明饭店那边才买到了一大锅米线，回来以后大家分着吃米线。很简单，但很单纯，也很快乐。”回忆起曾经的日子，旷杰的语气中透着深深的怀念，“刚刚做主持人的时候，我上早班，每天7点钟就要上节目，那时我住在曙光小区，距离台里挺远的，那边又没有公交车，所以每天早上5点半就要起床，蹬着我的破自行车往台里赶，6点多到台里，准备好资料就开始做节目，这段日子持续了三年。那时候我要用两个闹钟起床，不过后来习惯了，我比闹钟醒得还早，很辛苦，但也是最难忘的时光。”
随着自己不断成熟，旷杰的节目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欢迎，尤其他的节目中充满着笑声与激情，在云南的广播主持人中，旷杰是首先尝试改变节目风格的主持人之一。做广播不久之后，旷杰有了去上海考察的机会，于是听到了著名主持人林海（现《正大综艺》主持人）的节目，“他的节目让人感觉非常活泼，我才发现原来广播也可以这样做。回来之后，我就尝试着进行一些模仿和改变。”旷杰告诉记者，“刚开始有很多人不接受这种很调皮的节目，特别是一些老一辈的主持人，当然时间长了，大家也都接受了，而且现在的广播节目，几乎大多数都是这种风格的。”不过在这一点上，旷杰并没有觉得自己就是模仿的对象，他说每个主持人都需要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初期的模仿是可以的，但之后必须有自己不断的积累和沉淀，领悟出自己的风格才是好的主持人。
《云岭风行歌榜》让旷杰从话筒背后走到了更广阔的舞台，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既做广播节目，又做电视节目的主持人，不过最终他还是选择了一心一意做广播，只是在平日的时候主持一些社会活动。“因为做广播更自由，”旷杰这样解释他选择直播间的原因，“电视是一个团队的运作，是大家群策群力的结果，广播则经常是主持人一人要负责采、编、播所有的工作，这样就给了广播主持人更大的空间，并且广播相对要更简单和单纯一些。”言语之中，旷杰并不在意做广播而失去的风光，对于广播主持人缺少抛头露面的机会，他调侃地说：“这没什么不好啊，开个玩笑，早班的节目我们可以不洗脸就进直播间，电视主持人就不行。从我来说，我也不喜欢成为别人的焦点，当然现在我们也有很多公开主持的机会，同样还是会有很多人认识我们的。”
“单纯”，这个在采访中被旷杰提起很多遍的词，就如同他喜欢的生活一样，不需要太远的目标，不需要太复杂的工作，他喜欢过得纯粹一些。在香格里拉之声开播以后，旷杰更加如鱼得水，平日爱好的旅游，成了工作的一个部分，他说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去爬雪山，或许不久之后，听众们就可以在节目当中听到旷杰关于雪山的心情和体会。
闻涛 有空就看《红楼梦》
如果你在“上岛”或者“青鸟”见到了闻涛，请一定不要放过他，因为他肚子里有很多娱乐圈的故事，保证是真实新鲜的，跟你在报纸上网站上看到的不一样；当然你也有可能在“柏联”或者“金格”看到他，那请你不要打扰他，因为虽然看起来他在逛街，而实际上，这是他休息和锻炼的一种方式。
6年以来，闻涛的节目安排一直是零点到三点，然后中午十二点还有一档节目，周末的时候，他在晚上甚至会从十点做到早上三点，你无法想象，像闻涛那么瘦弱的身子，能够扛得起这么重的工作任务。闻涛说，这是因为自己长年累月逛街所锻炼出来的体质还是不错的，此外，也会吃一些保健品，更重要的是，自己喜欢这份工作，所以能够坚持得下来。
云大中文系毕业的闻涛，上学的时候就已经在电台兼职了。音乐台1995年开播，他当时也是主持人之一，做了5年，闻涛觉得“老在一个水平线上，比较浅”，想寻求一点变化，正好那时候，昆明台陆寒这边想做一个夜谈节目，闻涛就过去了。闻涛回忆，实际上，刚去音乐台的时候，自己就一直想做夜谈节目，但阴差阳错做了流行音乐节目。
夜谈节目，其实相当“无聊”，听众打进电话来，很多问题都一样，所以杭州的万峰才会在节目中骂人，那闻涛会不会这样呢？他说，一般不会，除了一些特别不争气的女孩子。闻涛认为，听众打进电话来，未必是找你解决问题，他们也许仅仅是找你倾诉一下，因为在深夜，没有人和他讲话。对于杭州那个骂人的DJ万峰，闻涛有自己的保留意见，“一个平凡人寻求一点帮助，没有必要苛责人家，我也不喜欢以这种方式上位。”
有很多电台主持人，最后都去做了电视，闻涛以前就做过电视节目主持人，他会不会最终选择电视呢？闻涛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说，做电视压力太大了，仅仅是化妆都要花一个小时。而且，在他看来，写东西跟做广播，只要一个人就可以，但做电视，需要团队协作，等灯光啊，等导播调试啊，非常累。所以，他最终才选择了广播。但是，电台主持人，虽然能够做到有广泛的知名度，走在街上却很少有被认出来的，这种落差难道不会给闻涛带来困扰吗？闻涛说，因为自己一直是个比较受争议的人，而且以前也做过三年的电视节目，所以被认出来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除了形象和说话方式之外，闻涛还有一个受争议的地方，那就是他还主持医药谈话类节目。一个当红的主持人，去做这种“卖狗皮膏药”的事情，他是怎么想的呢？闻涛说，其实自己原来是个特别不妥协的人，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就会愿意妥协。“我觉得人应该把自己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DJ也是个工作，台里有需要，一部分听众也需要，而且每个媒体都面临着创收的困难，只要国家允许，就可以做。”
新报：感觉很多DJ只会说歌手的好话，而不会说坏话，为什么？
闻涛：这有两个原因，一方面，DJ跟艺人跟公司接触比较多，有一个人情关系。而另一方面，我想，谁出来做都不容易，只说好话不是怕得罪谁，而是能够帮别人一点就帮别人一点，至于他能不能够走红，这要看他造化。很多艺人自己攒一点钱，签一个公司，你当头一棒将人家打死，这样也不对。
新报：你第二本书什么时候出来？
闻涛：2002年的时候，写过一本散文集，《涛涛不绝》。现在也一直在写，一本小说，一本是散文集，但是我太懒了，断断续续的，争取明年小说能够出来吧。我觉得我不是深刻的人，所以写的还是情感故事。跟曾克合作的唐山DJ董鹏也出了两本书，第一本是小说《活着就是折腾》，写的是DJ圈和娱乐圈的事情，我不会写这些东西。明年，我可能会开自己的博客。
新报：平时看什么东西？
闻涛：很多，《三联生活周刊》、《中国新闻周刊》、《南方人物周刊》、《男人帮》、《万象》、《读书》等等，我每期都看。至于书，《红楼梦》是有空就看，周国平的，我也喜欢。
新报：周国平和崔健的对话，形成了一本书，《自由风格》，你想过做这种深度访谈类节目吗？
闻涛：我其实特别想做。我觉得我可以做，但现在广播的影响力越来越小了。虽然有车的人多了，听广播的也多了起来，但是在车上听做有思想的节目，会很累的。现在的广播已经向伴随性、娱乐性转向，但我觉得这样跟做一个电话台，做114有什么区别呢？
淇雷 广播应该走出去
如果让淇雷拎把吉他站在唐朝乐队那几个人中间，你丝毫不会觉得有多突兀，因为“唐朝”两张形象上的招牌，“长发”和“大个”他都具备了，而实际上，声乐出身的淇雷唱起歌儿来也毫不含糊。淇雷说，上学时就是因为喜欢唐朝才会留长发，组乐队的。2000年，从云南艺术学院毕业之后，淇雷曾经在酒吧做过一段时间驻唱歌手，后来看到报纸说，昆明电台阳光频率公开招聘主持人，甚至都没有跟家长商量就直接去报名了，然后就留了下来实习，后来又去了省台音乐台。
在2005年元旦香格里拉之声开播之前，淇雷一直在音乐台，体育节目、娱乐节目都做过，因为是科班出身，还主持过古典音乐节目。后来，香格里拉之声开播，自己又喜欢旅游，就直接过来了。因为是“半路出家”，淇雷也就少了很多约束，做主持人六年以来，倒也渐渐地在业内打出了一点名气。淇雷认为，广播媒体正面临着网络等新兴媒体的竞争，其听众正慢慢转向有车一族这种“移动人群”，因而需要针对这些人群提供一些伴随性服务，音乐、交通信息、出游资讯等等。
做了6年广播，淇雷的体会就是，广播应该走出去，和电视媒体等联姻，就像沿海一带的电台主持人一样。那么，以淇雷的形象，做电视节目主持人还是没问题的，他是不是以后会往电视方面靠拢呢？淇雷说，目前不会，因为做电视的压力很大，而且需要面对很多工作之外的事情，同时他也表示，以后如果有机会在电视上露面，他也不会拒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