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岁的周宜清，匆忙成为亚洲年龄最小的安装外置人工心脏患者。这个术后被形容为“阳光少年”的孩子曾沮丧地说自己被当作猴子让别人看新鲜。15个月后，周宜清死后第二天，医院告诉他的父亲，40多万治疗费可以免，但必须签一份同意书：不准告诉媒体，不准向法院起诉，不准通知行政机关…
父亲怀疑 儿子被做人体实验
周宜清（原名周易清）在上海东方医院的总治疗费用高达近90万元，周振华一家尽全力支付了其中的20多万，除去儿童基金捐助部分，还欠医院40多万。
2006年7月31日，周宜清死后第二天，医院告诉周振华，可以免去这40多万治疗费用，但前提是必须签署一份同意书，“上面写着3点要求，关于周宜清的治疗过程，不准告诉媒体，不准向法院起诉，不准通知行政机关。”
这“三不准”给了周振华猛然一击。
“我的儿子被做了人体实验？”回忆细节，四处查询，他的怀疑日益强烈。
周振华之前从未对治疗的性质产生怀疑，“我们一直以为是常规治疗。”在13楼中德心脏中心，所有人都能取得的医院治疗宣传册上，清楚地写明了对终末期心衰的治疗手段有4种——人工心脏植入术、心脏移植、心肺联合移植、人工心脏＋干细胞种植术。
到了7月末，周振华突然发现，医院的治疗宣传册中已悄悄取消了周宜清参与的第4项内容。
周振华咨询其他医生后，发现一个巨大的疑点——“干细胞和肌细胞技术连国外都还在动物实验阶段，科学家们还在争论安全性和有效性，可东方医院早在2004年就已用于临床！”11月底，周宜清的父母将一纸民事诉状递交到上海市一中院，一周后，法官建议他，“应先打刑事诉讼，追究医生的刑事责任，后要求民事赔偿”。目前此案在等待立案中。
非常幸运 德国专家带来先进器械
周振华夫妇回忆，院长随即介绍说，东方医院有先进的治疗方法，先安装“BERLIN HEART”人工心脏，让自己的心脏“休息”，再把从骨髓里取出的干细胞——人体的原生细胞，像撒种子一样撒在心脏上，修复心肌活力，最后把人工心脏卸下，病人就如同正常人了，这套治疗方法成功率90％，费用25万元左右。
在夫妇俩的记忆中，院长还说，“你们非常幸运，正好在开一个国际医疗器械展览会，德国柏林心脏中心总裁和主任翁渝国教授正在上海，带来了世界上最先进的人工心脏。”
儿子被迅速从儿科医院转至东方医院，在那后来被父亲周振华称为“噩梦般的3小时”的检查后，被推进手术室，接受了第一次手术，手术一直进行到次日凌晨3点30分。
手术签字医生依次是东方医院院长刘中民和德国籍医生翁渝国、范慧敏。
“还有一个提供机器的德国人也进了手术室。”周振华回忆说。
7个多月时间父母无法看到孩子
手术后，周宜清进入了全封闭的重症监护室，几天后，出现高烧，心率180，父母第一次被允许见儿子，“穿上隔离衣服全副武装进去。”
喂饭时撩开儿子的衣服，母亲郭永倍吓了一跳，儿子心脏下接上了两根导管，连着一个椭圆形的人工心脏泵，充满了血液，看上去像人的心脏，红扑扑的，但跳动在身体之外。
由于医生说怕感染，长达7个多月的时间里，周宜清独自住在重症监护室里，夫妇俩进不去，隔着两道门，整日守在走廊上探听儿子的治疗信息。
各色参观人士进周宜清重症监护室
夫妇俩感到纳闷的是，各色参观人士，美国人、日本人、德国人、澳大利亚人，却由院方带领，不断进入重症监护室，直奔周宜清的病床，“有的是一个参观团，一群人来，不穿隔离服也就进去了。”
起初周宜清处于难以抑制的兴奋中，只要有老外来东方医院参观，肯定来看他，他口语不错，主动和老外交流。
“但慢慢地，孩子流露出不满，每个星期都有这么几次，要重复几遍同一个动作，把被子拉开，他们掏出相机对准人工心脏。”周振华说。
记者们也来了，周宜清术后被形容为“阳光少年”的大幅照片出现在报纸上。还有剧组来东方医院拍外景，护士们纷纷去找演员合影，演员则主动跑到周宜清处要求合影。
儿子和母亲说“他们拿我当猴子”
母亲郭永倍回忆，儿子越来越沉默，甚至沮丧，“他们拿我当猴子，看新鲜。”
装上人工心脏后，周宜清走路极其不便，郭永倍回忆，儿子必须很小心地起身，为了防止站立时人工心脏的泵往下掉，泵和导管与皮肤创口反复摩擦导致出血感染，在他的脖子上要挂一块纱布，纱布的下端挂在椭圆形的泵上，泵套着口罩，形成一个向上的力托举着。人工心脏的泵的一端与一个像电脑主机一样的辅助装置相连，走路时，这个辅助装置必须随身紧跟，“儿子总是小心地用手护
着泵，不让我碰他，他总说，妈妈你别乱动，那是我的生命。”
有时候不得不离开电源下楼做检查，周宜清最怕的是半途断电，辅助机靠蓄电池保证工作，当电量不足时，就会发出报警的鸣叫，“他有一次紧张得脸色发白，盯着辅助机上显示的数据叫起来：妈妈，如果停电两分钟，我的命就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