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嘉谷追回千卷敦煌古籍

        在中国上千年的封建科举制度中，云南曾是一个从未出现过状元的地方，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03年，那一年，袁嘉谷填补了云南历史上几千年的空白。袁嘉谷不仅是一位史学家、教育家，还是一位诗人和书法家。1937年12月，袁嘉谷驾鹤仙去，走完了他66年的人生历程。

总督赐字“大魁天下”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阴历五月二十七日，北京紫禁城保和殿内，一场朝廷经济特科考试的复试正紧张进行着。考试结果，云南人袁嘉谷取得了经济特科头名，那一年，他31岁。    
    
        袁嘉谷的家乡，是素有“文献名邦”之誉的云南省石屏县县城。1872年8月23日，袁嘉谷出生在石屏的一户生意人家，他在兄弟中排行第五，所以取字树五。
    
        从16岁开始，袁嘉谷参加科试、岁试三度夺魁，被作为高才生选送到昆明经正书院深造。几年后，袁嘉谷受保荐参加全国的经济特科考试，果然成了经济特元。当时的云贵总督魏光亮为了表彰他并勉励云南学子以他为榜样，亲笔题写了一块“大魁天下”的金匾，悬挂在昆明城南的聚奎楼上，人们称之为“状元楼”。后来，“状元楼”作为一个地名流传下来。  

 将一周称为一星期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宣布停止乡试、会试，废除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成立“学部”。袁嘉谷即奉命调入学部筹建编译图书局，后任该书局首任局长。编译图书局下设编书课、译书课，任务是研究编写“统一国之用”的官定各种教材。各种教科书的编写中，自然会遇到一个“新名词”该怎么处理的问题。1909年，编译图书局设立了一个新机构，统一规范教科书中的名词术语。袁嘉谷亲自参加了这个馆的工作，主持制定了很多统一的名称。将一周制定为中国自己的“星期”，就是在袁嘉谷主持下制定的。
 
        我国古代历法把二十八宿按日、月、火、水、木、金、土的次序排列，七日一周，周而复始，称为“七曜”；西洋历法中的“七日为一周”，跟我国的“七曜”暗合；日本的“七曜日”更与中国的历法如出一辙。但袁嘉谷感到“七曜日”不顺口，使用起来不方便，与同事们商量后，将一周称一星期，以“星期日、星期一……星期六”依次指称周内各日。这就是既与国际“七日一周”制“接轨”，又具中国特色的
“星期”的由来。

追回千卷敦煌古籍
 
        1900年，湖北麻城道士王圆箓云游到敦煌石窟，在清除第16窟通道的积沙时，发现了第17窟，里面竟然堆满了经卷、文书、织绣、画像等物品。此后的几年，洞中经卷开始在西北地区零星流布。到我国古西域一带探险考古的外国人用少量的钱物从无知而又贪图小利的王道士手中换走了大量精心挑选的经卷写本，盗运至俄、英、法等国。
    
        宣统元年(1909年)，袁嘉谷任京城图书编译局局长。是年秋，法国人伯希和在回国前将已运至河内的敦煌遗书中的一部分带到北京修裱，并在六国饭店举办展览，向中国学界炫耀他的收获。袁嘉谷闻知，与部员罗振玉、王国维、王仁俊等前去探看，见其中有《沙洲志》和老子的《化胡经》等，其书写、卷装纯为古制。袁嘉谷与诸同事商议，认为“真稀世之宝也”!他立即向学部侍郎严范孙报告了此事，并提出了处理意见，由学部急电甘肃敦煌总督：“凡洞中片缣只字均检送来京，不得再失。”此时，又有大批敦煌文物被盗运至陕西等待出售，并且已有外国商人持数千金前去购买，后听到风声紧，只好溜走。数千卷古籍得以及时追回，由学部收管，现存北京国家图书馆。袁嘉谷此举为国家挽回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此后不久，他就离开了京城，到浙江、云南等地任职，未能进一步接触敦煌遗书；而当日同去的罗振玉、王国维、王仁俊等，后来则成了著名的敦煌学专家。

云南大学任教14年
 
        1912年，袁嘉谷携家眷回到了故乡云南。他先后被聘为省参议、云南盐运使、省政府顾问等职。但袁嘉谷的志趣不在为官，他将自己的主要精力用于学术研究和文化教言之上，编写了许多学术著作，在史学、文学、书法等方面作出了显著成就，投身教育事业为云南培养了不少有用之才，创作了大量诗歌，成为云南地方文化史上的一颗璀璨之星。
    
        回云南后，袁嘉谷在东陆大学和后来的云南大学任教14年（1923年——1937年），主要讲授史学、经学和诗学。
    
        2006年1月27日上午，袁嘉谷的雕像在石屏县文化公园内落成，当地各族群众及袁嘉谷的后裔出席了雕像揭幕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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