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史巨擘方国瑜戳穿西方学者谎言

        方国瑜，这是一个在云南乃至中国史学界都响亮的名字。史学界将方先生誉为“南中泰斗”、“滇史巨擘”。方先生出生于丽江的一个书香世家，幼年便立志做学问，后到北京师从钱玄同、梁启超等国学大师。1936年以后，方先生一直在云南大学任教。此后40余年，先生埋头云南史地、西南民族史等学科的研究，成为云南学术史上的一代大师。

求学北平
师从国学大师
    
        1903年2月，方国瑜先生出生于云南丽江大研镇一个纳西族家庭，5岁时，因走路不慎，跌伤右眼，导致视力较弱，以致老年时双目几近失明，做学问时需写鸡蛋大的楷字，十分艰辛。方家乃书香世家，先生10岁时，父亲不幸病死于越南海防，先生由祖母及叔伯父抚育。
    
        方先生入学虽晚，但勤奋努力，在当时丽江著名学者和德廉先生指导下，学古书、作诗文，立志走做学问之道路。1923年，先生离家到北京求学，因成绩优异，越级升入北京师范大学国文二年级，第二年考取北京大学研究所研究生，就读于两所闻名全国的大学，在钱玄同、陈垣、梁启超等国学大师的指导下，他涉足音韵、训诂、目录、校勘、名物、历史、地理等各个领域，博览群书，学问精深。

返回丽江
研究纳西文字
    
        1932年和1933年，方国瑜先生先后从两所大学毕业，出任北师大研究院编辑员。1932年秋，先生在《云南旅平学会会刊》上发表《兰廷秀〈韵略易通〉跋》的论文。清末名儒云南大学教授袁嘉谷读罢此文，击节赞赏。1933年秋，方国瑜先生在北京大学研究所所长刘半农先生的督促下，返回丽江，立志揭开东巴象形文字及东巴文化的神秘面纱。途经昆明时，袁嘉谷设宴款待先生。
    
        在昆短暂停留后，方国瑜先生深入到金沙江边的石鼓、巨甸等地考察，首次发现了纳西标音哥巴文摩崖。他虚心向上百名东巴经师求教，潜心研究，翻译了东巴文记录的纳西传说《人类起源》及若干经书的章节。经过近半年的努力，方先生最终完成了《纳西象形文字谱》初稿。

倾注心血编成
《纳西象形文字谱》
    
        1934年6月，方国瑜先生返回北平。不几天，刘半农病逝，先生痛失导师，北平再无人指导他整理纳西象形文字。经董作宾先生介绍，方先生到南京师从赵元任、李方桂两位先生学习语言学，用国际音标为纳西象形文字标音，编成既是我国也是世界第一部翔实、科学的《纳西象形文字谱》。章太炎先生大为赞赏，欣然为之作序。新中国成立后，吴晗、吴玉章、郭沫若对此也十分关切。可惜的是，方先生倾注了多年心血的《纳西象形文字谱》，直至1981年才公开问世，该著作不仅是一本语言文字学的工具书，也是一部纳西族社会历史的学术著作，获首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德国科隆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所长雅纳特教授不远万里到方国瑜门下求教，称他是“纳西语言与历史学之父”。

考云南史地
以学术维护祖国统一
    
        19世纪20年代，英法帝国主义在侵占印支三国后，侵入我国云南边疆。西方一些“东方学家”打着科学研究的幌子，想方设法收集我国西南边疆史地资料，歪曲、伪造历史，为侵略政策制造舆论，产生了恶劣影响。方国瑜潜心云南边疆民族史研究，掌握了翔实资料，1936年，先生发表《僰人与白子》一文，第一个向西方学术界发起了挑战。他以令人信服的缜密考证，有力地戳穿了西方学者编造的谎言。当时，方国瑜还率先向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歪曲云南、贵州历史的谬论发起冲击，用确凿的历史事实痛斥其谰言，证明早在公元前100年云南就属于中国汉王朝的一部分。
    
        上世纪70年代初，部分西方学者重弹伯希和老调，方国瑜冒险上书中央，揭露其野心，为我国外交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他以学术为武器，为反对霸权主义和维护祖国统一作出了巨大贡献。

云大任教
精研云南史地学
    
        1935年9月，经李根源先生介绍，方国瑜先生参加中缅界务交涉，赴滇西考察，周历临沧、德宏、保山等傣族、拉祜族、佤族地区。1936年9月，方国瑜先生从滇西回到昆明，应聘到云南大学执教。1938年，方国瑜先生兼任云南省通志馆的编审、审定、续修等职。此后，方国瑜先生一直扎根云南，孜孜不倦地在云南史地学的田野里开拓前进，成为云南地方史、西南民族史、西南边疆历史地理诸方面的拓荒者和奠基人。方国瑜先生治学严谨，重视史料的收集。先生坚持把史料的收集与整理作为史学研究的前提，埋头从事云南史料的研究。他多次向学生强调：实事求是是我们做学问唯一正确的态度，也是唯一正确的方法。

著作等身
成为滇史巨擘
    
        到云南大学任教后，方国瑜先生首先和凌纯声、向达、楚图南等学者编辑出版《西南边疆》杂志，研究边疆史地民俗，前后共出18期。随后，先生在云大创办“西南文化研究室”，任主任，编辑出版丛书11种。1946年，在李根源先生支持下，方先生与冯友兰、潘光旦等赴滇西编撰《保山县志》，他任总纂，编成30余册。抗战胜利后，方先生周历滇西抗日战场，写成国内最翔实的《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6卷，翔实记述了滇西抗战之经过，是不可多得的史料。1954年秋，根据周总理视察云大时的指示，方先生在云大历史系开设云南民族史课程，半年之内写出60万字的《云南民族史讲义》。次年讲授云南史籍评说，写成《云南史科目录题解》，之后又开设彝族史、白族史等课程。在此前后，方先生还写了《云南民族记录》，并参加了云南的民族识别和社会历史调查的领导工作，参与了讲授民族史专业所需的《中国少数民族史讲义》及《中国历史地图集》西南部分的编绘工作。经过近50年的辛勤努力，方国瑜先生著作等身，终成云南学术史上的一代大师，被誉为“南中泰斗”，“滇史巨擘”。

逝世以后
弟子出版他的文集
    
        方国瑜先生在云南大学执教近50年，培养了一大批从事地方史、民族史、民族学的教学和研究人才。从上世纪50年代起，方先生招收了三届中国民族史研究生，1978年后又招收了三届硕士、博士研究生及留学生和外国进修学者。1983年12月23日，方国瑜先生突然病倒，次日清晨去世。为纪念方国瑜教授，实现他培养人才的愿望，云南大学随后设立了“方国瑜奖学金”。
    
        云南大学的林超民教授是方先生的得意门生。先生去世后，林超民教授经过努力，由他主编的五辑本巨著《方国瑜文集》终于于2001年出版，使方国瑜先生的学术体系得以更完整地展示出来。《方国瑜文集》的出版，在学术界引起重大反响，书一面市就被抢购一空。2003年，云南省人文社科成果评奖中，《方国瑜文集》获特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