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成本遣返赖昌星的价值

        其实，遣返赖昌星的价值，并不在于其掌握了多少“内幕”与“情报”。
 笔者认为，无论是政府的“不杀”承诺，还是即将启动的遣返工作，其意义都已超越走私案本身，更大程度上着眼于赖昌星本人的“符号”意义。这里的“符号”意义，是指通过各类宣传或渲染，八年来，赖昌星已成为中国外逃经济罪犯的一个“符号人物”。他负载了公众的太多愤懑不平，也承载了外交、司法上的诸多尴尬。把这么一个“符号人物”顺利遣返，无疑将具有很大的标本价值。 
 
        标本价值，首先是开创了一种“人犯移交”的司法先例。无论是余振东的被“移送”，还是赖昌星的被“遣返”，都不是国际法意义上的引渡。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与美、英、加等国家，也很难就“引渡”问题签署协议，因此，所谓的“移送”或“遣返”，很大程度上成为检验两国司法部门信赖程度，以及合作渠道畅通程度的“个案合作模式”。
 
        标本价值，还在于“符号人物”被遣返的示范作用。如此一个“国人皆曰可杀”的经济罪犯，由中方信守承诺，给予死刑之外的刑罚处罚，将极大显示一国司法机关的公信力，这对未来与他国签署引渡条约，开展司法协助，有着极大的示范意义。另一方面，政府就“远华案”的处理情况，释放出自首者已减轻处罚、悔罪者已予以减刑的信息，更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适时昭显，对目前潜逃出境的诸多经济案犯，无疑起到了“敲山震虎”的效果。 
 
        杀一个赖昌星，当然不难。但建立起一个国家，一个司法体制的公信力，从而开辟更多的司法渠道，并从心理上给外逃贪官以威慑有度的震慑，显然是一门艰深的技艺，一个漫长的过程，从这个角度上讲，耗时耗力把赖昌星遣返回来是值得的。（原载《南方都市报》，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