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是法医 群众不愿和他握手 李安心愿 赢得理解最是欣

        “当个法医，对象就是难找啊。姑娘们嫌弃我们‘整天跟死人打交道’，其实不然，我们更多的还是在做‘活人’的工作。”化验室里，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技术处法医李安把眼睛从显微镜上移开，半开玩笑似地笑着，左边脸颊上浅浅的酒窝立即绽放开来。

        人物简介
 

        李安，昆明人，39岁，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技术处干警，系法医专业主检法医师、副主任法医，从事法医检验鉴定工作17年。曾参与过杨天勇系列杀人案、“2·23”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杀人案、翠湖宾馆日本游客被害案等诸多大案的鉴定工作。
    
        2004年，被评为年度昆明市“十佳民警”；2005年，被授予昆明市“特等劳动模范”称号；同年，被公安部评为“全国优秀人民警察”；2006年，再次获公安部嘉奖，被评为“全国公安科技工作先进个人”。

        擅自作主
        报考法医专业
    
        报考法医学专业，李安完全是“擅自作主”的，事先家里一点都不知道。
    
        1968年5月15日，李安出生在昆明城郊一个普通的家庭。上初中后，李安喜欢上了法律和医学知识，高考报志愿时，他没有跟家人商量就填写了昆明医学院的法医学专业。
    
        大学五年，李安明白了法医绝不仅仅只是和死人打交道。
    
        “即便只是一具尸体吧，我也觉得是有生命的。与其说是害怕，还不如说我怀着一种对生命的敬畏。现在我们解剖尸体是教学需要，以后解剖是破案需要，不管是何种情况，我们都必须一丝不苟。尸体不能白被解剖，人更不能白死，难道不是吗？”李安回忆。

        妻子心语
        爱的就是法医
    
        1991年，李安从昆明医学院毕业进入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技术处，成为了一名真正的法医。对于自己这个特殊的职业，他怀着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和荣誉感，然而，另一种淡淡的忧伤也一直深藏在他的心底。
    
        很少人能够理解“法医”。这种不理解，最直接的表现之一，就是女孩子们都不愿意和一个“整天和死人打交道的人”在一起，比如身边的哥们大多被女朋友“甩”了。李安也为此担心不已，大四那年认识女友时，他甚至没敢把自己是法医专业的学生这点告诉女友。可是，在一家大医院当护士的女友对“法医”显然是心知肚明。
    
        2003年底结婚那天，李安惴惴不安地问美丽的新娘：“亲爱的，难道你不嫌弃我是干这一行的吗？”
    
        “傻瓜，我爱的就是法医……”新娘子娇羞作答。
    
        如今，他们的孩子都已经9岁了，说起自己的妻子，李安难掩内心的幸福：“如果没有她的支持，我很难放心地投入工作。”

        一个心愿
        让群众理解法医   
    
        与普通群众之间的这种疏离感，李安在入行不久就已经强烈地感觉到了。
    
        1991年8月初的一天，南坝河河面上浮起了一具尸体，李安和刑侦干警接报后一起赶到了现场。由于警力有限，李安请求围观群众帮忙打捞尸体，有一名群众在帮忙把尸体捞出来后。洗过手的李安想对这名群众表示感谢，但对方知道他的法医身份后竟不愿跟他握手。
    
        “那是我第一次亲自处理尸体，也是第一亲身感受到了群众的不理解。”从那以后，李安就萌发了一个心愿：要在自己的工作中去逐渐消除群众对法医的偏见，“要让大家理解法医”。
    
        1993年农历春节前几天，呈贡县乡下某村中的一个露天厕所中，发现了一具年幼的男尸。李安接到指派后立即赶到现场进行勘查。经过现场四个多小时的解剖和回到实验室反复实验后，李安确认那个小男孩是被民用交流电击死后，再被挪到粪坑中抛尸的。但是，这起案件一直没能侦破，一年后，也就是1994年春节前两天，完全相同的案子又出现了，第二具小男孩的尸体从同一个粪坑中浮了出来。经过一个多月紧张的尸体检验和侦查工作，凶手终于落网了。那是村里长期穷困难熬进而有些心理变态的青年村民，两次作案的目的只为报复社会。
    
        “在一年多的时间跨度内办这个案子的过程中，我不仅作尸体的检验工作，还在村里进行了大量的走访，在这过程中也直接接触到了许多村民，他们先不配合我的工作，尤其是死者的父母，他们觉得孩子都死得那么惨了，如今还要对尸体进行解剖，他们接受不了。经过耐心的沟通，他们才终于表示理解。”李安说，破案当然是首要的任务，但在破案的同时能赢得群众的理解，他总是觉得格外欣慰。

        参与组建
        被拐儿童基因数据库
    
        1999年4月，昆明市一名司机连人带车一起失踪，警方在就此展开侦查时，牵出了一系列震惊中外的杀人劫车大案，这就是杨天勇团伙犯罪案。案发后，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技术处全体出动，和公安部、云南省公安厅派出的专家一道，组成了阵容空前的鉴定组。
    
        “当时，我们发现了大量人体的组织残片，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对这些残片进行收集、分类、整理和DNA检验，以确定尸源。关于这些被害人的所有数据和资料出来后，我们再提取前来认尸的家属的DNA样本，一一进行比对。当时还没有建立DNA资料库，比对的工作量非常大。这些‘死人的工作’当然都是为了还被害者一个公道，但更重要的还是为了活着的人。”回忆起多年前的这个案子，李安仍是感慨良多。
    
        其实，李安早就意识到了DNA资料库对于公安机关在侦破各类刑事案件中的重要性，所以，当2000年初受命参与组建“被拐儿童基因数据库”时，他兴奋不已。那年，昆明乃至整个云南拐卖儿童的犯罪现象呈现出明显上升趋势，“各级领导对这个问题都非常重视，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打击，而这个数据库正是强化打击手段、加大打击力度的一个重要措施。”事实证明，在这一高科技的手段开始运用后，以往部分打拐中解救回来的儿童长期无法找到父母的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