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余秋雨看于丹“十博士”传统来自余秋雨

        每一种文化现象的产生，都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喧嚣的现象对文化起到什么作用？那不一定和其红火的表象成正比。因此，要认清文化论争背后的实质，还需要冷静的思考和判断。 

        透过余秋雨看于丹“十博士”传统来自余秋雨

        □乐毅 

        文化名人余秋雨先生又严肃批判中国文人了：“穿汉服的文人太做作。”认为如果中国人都要穿汉服，那就进入了一个民族主义的概念之中。
 
        余秋雨在博客文章中还提到这样一件有意思的往事：二十几年前，中国刚刚改革开放，一大批中国文人写文章要求驱逐西装和牛仔裤，我当时年轻气盛，太知道这一大批极左文人的蛊惑伎俩。幸好当时这些人都还没有骗到“教授”的职称，我便动员上海一批最年轻的正教授穿牛仔裤，人称“牛仔教授”，压住了他们。
 
        看到这一段，我脑中蹦出一个理解就是：哦，“十博士”传统原来是余秋雨开创的——更准确的描述应当是：“十博士”和“牛仔教授”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是一模一样的。他们对待文化论争的态度，都不是说理式的，而是战斗式的，比的是谁的声音大、头衔高、能喊来的人多。虽然都顶着文化人的帽子，但本质上的气息却是市井斗殴式的。
 
        我本人对“汉服复兴”运动既无好感也无恶感。但我还是愿意在此为汉服爱好者辩解几句。“汉服复兴”运动绝不像余秋雨先生所说的，是二十多年前“那场争论的小小延续而已”。“汉服复兴”运动和二十多年前驱逐西装和牛仔裤“运动”，背后的社会文化心理是完全不同的。
 
        汉服爱好者的确大多都有民族主义倾向，但我没听谁说过反对民主、法治、科学，没听谁说过要把西装、牛仔裤扫出国门。他们只是认为，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也应当珍视我们自己的传统。他们大多是温和的民族主义者。温和的民族主义是不该受到批判的，因为这个地球村还远没有达到世界大同，大家对自家的篱笆有认同感，有维护意识，是益多于害的。
 
        在这两年的一系列的文化论争中，论争的双方都对在论争中取胜过于热衷了，“十博士”式的集团战斗是一个典型。双方都没耐心静下心来倾听，试图去了解对方的意思、诉求，而是急于表达自己的不屑，给对方扣大帽子。大家吵成一团，可能根本就没明白对方在说什么。
 
        不过，这不是重点，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应当怎样进行文化论争？我一直认为，论争首先必须基于倾听，基于对对方意思、诉求的了解，然后再展开辩驳。文化论争的目标也不能光是为了取胜，另外一个重要的目标是沟通。一般来说，文化论争难以取得一个绝对真理的结果，但它却能够让双方了解对方的思路，而这种交流、碰撞，也许能激荡出新的思想火花。我以为像余秋雨先生这样，在对汉服爱好者全无了解的情况下，就武断地认定“汉服复兴”运动不过是二十多年前“那场争论的小小延续而已”，是不妥的。

        于丹现象的一种思考
        □解玺璋 

        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消费兴起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最初几年，2000年以后得到较大的发展，无论生产方式还是消费欲望，与10年前相比，都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对于大众文化生产机制和消费行为的研究，却一直表现得相当滞后。文化界对于大众文化的反应，基本停留在道德谴责和趣味分歧上。就像“十博士联名倒于”以及众多读者对于丹的批评和质疑，虽然立场不同，角度不同，但她的“浅”和“俗”，她的快餐文化特征，几乎是所有人的一种共识，包括她的粉丝，甚至也不避讳说她的书属于“心灵鸡汤”。
    
        所有这些对于丹的批评，不能说全无意义，但事实上意义不大，犹如高射炮打蚊子，声势有了，实际效果则很难说。所以我想，与其大家揪住于丹一定要论出个是非对错，还不如后退一步，看看究竟是谁造就了于丹？
    
        有一点很清楚，于丹是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造就的。正是电视媒体强大的传播功能将于丹一下子推到大众面前。于丹能够迅速地被大众所接受，这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而中央电视台特殊的身份和地位，更强化了它的传播作用。这里有两个问题，首先，电视媒体强大的传播功能会不会造成媒介的霸权和专制？它是不是伤害了文化的多元化和多样性？其次，以中央电视台的特殊身份和地位，以及它所兼有的意识形态和商业经营的双重特征，有没有可能造成这样一种后果：它把经过自己筛选、甄别的一种思想、一种观念或一种行为准则，作为商品推销给社会大众？答案应该是肯定的，我们从于丹现象中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在这个过程中，中央电视台名利双收，即所谓又有社会效益，又有经济效益。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在《关于电视》一书中曾经谈到电视与商业的关系，他认为，早年的电视还能关心文化品位，追求有文化意义的产品并注意培养公众的文化趣味；可到了上世纪90年代，电视却竭尽媚俗之能事来迎合公众，其背后就是商业逻辑在起作用。
    
        我们从《百家讲坛》经营于丹和易中天的过程中不难体会这一点。甚至《百家讲坛》的制片人万卫也不避讳这一点，他就是要把这个节目做给更多的观众，做给那些不读书或者没有时间读书的观众：“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推出受观众喜欢的学术明星。”所以，对于来自学术界的批评，他干脆不屑地说：“搭理他们干嘛！”这种态度典型地表现了身居强势媒体的发自内心的优越感，也说明他们根本无意讨论严肃的文化问题，他们更看重的还是收视率和可能带来的商业利益。在这场争论中曾有一种意见，认为十博士与其倒于，不如也到电视台去讲一讲。这当然是好事，布尔迪厄就曾利用电视来为电视解魅，他的《关于电视》一书，就是根据两次电视讲座的内容修改、整理而成的。他在演讲中提醒公众注意，电视正在通过各种机制，对艺术、文学、科学、哲学、法律等文化生产的诸领域形成巨大的危险。
    
        但是，毕竟有成千上万的读者接受了于丹，甚至欣赏于丹。媒体强有力的影响是一个方面，然而，另一方面，从社会大众的角度，从文化消费的角度，也还存在着某种需求。自中国改革开放，一步步走向商业社会和市场经济以来，关于道德、信仰、精神、心灵以及灵魂的探讨，几乎就没有消停过。而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人们更多地看中了传统文化，以为可以转化为当代社会大众的精神资源。这在主流意识形态以妥协的姿态接纳传统文化之后，变得更加时髦和名正言顺。由此可见，全民阅读于丹，其实是社会转型时期整体道德焦虑背景下的非理性选择，是媒体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共谋。而于丹所提供的心灵自省方式，顶多是抚慰一下他们极度焦虑的心灵。

        “心得”是于丹的遮羞布

        □包倬 

        首先申明，我既不是博士也不研究国学，所以，我的言论和忌妒没有关系；其次，我说的是“心得”，而这个词，在于丹的词典里，等同于胡说八道而面不改色。
    
        被太多人批评过了的于丹，当我再次拿她说事的时候，感觉这是一个无聊透顶的话题。比较激烈的交锋，从塞外李悦开始，至今，对于所有的批评和质疑，于丹的回应只有一个——我讲的是“心得”，不是解读经典。而且，我也相信，于丹对质疑的回应，永远就只有这一个理由，她无法去面对自己讲述中的硬伤。按于丹的逻辑，我们可以把《梁祝》理解为打情骂俏的诨曲，把柴可夫斯基的名曲分解为《老鼠爱大米》。
 这些年，我们审美观呈现出这样一种畸形——越是恶心的，越是流行的。从超女到于丹，我们能找出一万个疯狂的理由（其中五千是崇拜得疯狂，另外五千是呕吐得疯狂）。而当有少数还有文化良知的人站出来说话时，立即要被冠上忌妒的嫌疑。然后，论财富，于丹比不上比尔·盖茨，论才华，谁想比谁跟她比，但就偏偏于丹遭此声讨，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我抱着看小丑的心态看于丹，得出的结论是于教授口才一流，学识二流。如此信口雌黄之辈长期占据央视讲坛，名列百家之首，此等现象，当是中国文化现状的一个缩影。于丹可以讲，但不能拿老子孔子做噱头，更不能拿广大观众和读者开涮，她可以从女人的角度，讲讲杨贵妃是怎么钓到李隆基之类的野史。凭她一流的口才，加一流的信手拈来，加一流的满嘴跑火车，我相信，这将会是百家讲坛的另一个看点。
    
        以于丹的学识修养，从她以一个主讲人的身份出现在百家讲坛那天开始，她注定要引发的便是一场庸俗与经典著作的探讨。我推测，这也许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套，而于丹，只是引发这场持久探讨的诱饵。有人在前台谩骂，有人在后台笑着数钱，边数边喃喃自语：“求求你骂我吧。”那么，我就此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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