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高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最高法院复核认为其坦白情节不足以从轻处罚
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10日上午在北京被执行死刑。
2007年5月1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郑筱萸涉嫌犯受贿罪、玩忽职守罪一案，并于5月29日作出一审判决，认定郑筱萸犯受贿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宣判后，郑筱萸不服，提出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开庭审理于6月22日作出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确认一、二审认定的案件事实。1997年6月至2006年12月，被告人郑筱萸利用职务便利，接受请托，为8家制药企业在药品、医疗器械的审批等方面谋取利益，先后多次直接或通过其妻、子非法收受款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49万余元。2001年至2003年，郑筱萸先后担任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期间，在全国范围统一换发药品生产文号专项工作中，严重不负责任，未作认真部署，并且擅自批准降低换发文号的审批标准。经抽查发现，郑筱萸的玩忽职守行为，致使许多不应换发文号或应予撤销批准文号的药品获得了文号，其中6种药品竟然是假药。
最高人民法院复核认为，郑筱萸虽有坦白部分受贿犯罪事实和退出部分犯罪所得的情节，但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
郑筱萸是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来，因为腐败犯罪被判处死刑的第四位省部级官员，此前三名已经被执行死刑的分别是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
“权力家庭”受贿649万滥发药品批文毒害人民
在郑筱萸的眼中，人民给予的权力只是让他多了“寻租”的本钱——近十年时间，他以权谋私，直接或通过其妻、子多次收受贿赂合计６４９万余元。面对关乎人民用药安全的重大责任，他玩忽职守，擅自同意降低药品审批标准，滥发药品批文……
反腐风暴席卷药监界
２００７年５月２９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郑筱萸死刑。这一天，从郑筱萸出任国家药监局局长、党组书记算起，走过了９年；他从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局长、党组书记职务退休，不到３年。
事实上，中国药监界的腐败之风，早已引起了中纪委、监察部及检察机关等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郑筱萸离职前后，一场反腐风暴在中国药监系统迅疾掀起——
２００５年７月，郑筱萸退休仅半月余，曾担任其秘书的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及妻子因涉嫌受贿被刑事拘留；
２００６年１月，同样曾担任郑筱萸秘书的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司长曹文庄，和该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卢爱英、国家药典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王国荣被立案调查；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因涉嫌受贿，郑筱萸及其妻、儿被正式立案调查……
随着调查深入，郑筱萸涉嫌受贿数百万元、药监工作严重失职渎职的“权力黑幕”被层层撕开。
“权力家庭”受贿649万元
在郑筱萸高达６４９万余元的受贿簿上，最多的一笔来自浙江某集团公司：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６年，郑筱萸通过其妻刘耐雪、其子郑海榕，收受该公司负责人李某某以顾问费、股份收益等名义给予的财物共计２９２万余元。
早在１９９７年６月，该集团就开始“聘请”刘耐雪为顾问，月薪２０００元。期间，适逢集团的中层干部投资成立针头车间，刘耐雪只凭一张“借款５．２万元”的借条，以儿子郑海榕的名义入了股，每月分红２８００元。对此，郑筱萸心知肚明，称之为“干股”。
和母亲一样，其子郑海榕也很会利用父亲的权力“赚大钱”：２００２年，他大方地收下了李某某赠送的一辆奥迪车，后将该车卖得１８．５万元“揣入腰包”；此后，他在上海购房，又收下了李某某赠送的首付款１７万元……
药商投之以桃，郑筱萸报之以李。
２００２年２月，全国药品监督管理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郑筱萸房间来了个不速之客——李某某。他想替下属企业申办一次性使用无菌注射器和一次性使用输液器的医疗器械注册证，希望郑局长“帮帮忙”。郑筱萸当即安排人给办了。就这样，李某某企业的注册材料获得国家药监局的批准，出奇地快。１９９９年到２００３年，该集团下属公司申报的２４种药品的注册，靠着郑筱萸这棵“大树”，一路绿灯。
家人站台前，郑筱萸居幕后，联手上演了一幕幕“前门办事，后门收钱”的好戏。随着私欲的膨胀，特别是独揽了药品注册大权后，郑筱萸更加无所顾忌，赤膊上阵，从幕后跳到台前亲自受贿。
据悉，药监局系列腐败案查处期间，郑筱萸先后４次转移其在办公室收受的美元、欧元、港币、人民币总计３４０余万元；转移的珠宝和贵重首饰、书画等经鉴定达１００余万元。
首任“掌门”玩忽职守
１９９８年３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成立，郑筱萸出任首任局长。国家设立这一新机构的初衷，是更好地保证１３亿民众的用药安全。不幸的是，新机构首任“掌门”郑筱萸却以权谋私、收受巨额贿赂，忽视了肩上的千钧重担。
郑筱萸的目中无“责”，在２００１年到２００３年一项被他称为“浩大工程”的专项工作中暴露无遗。这一名为“统一换发药品批准文号”（即“地标升国标”）的专项工作，涉及许多种药品，直接影响全体中国人用药安全。
２００１年４月１０日，郑筱萸违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和民主决策程序，自己大笔一挥，签发１８７号文件，启动了换发批准文号的专项工作。由于换发文号工作量太大，难以在规定时间内完成，１８７号文件出台９个月后，郑筱萸又大笔一挥，签发了５８２号文件，把换发文号工作由“专项小组审批”变成了“专项小组形式审核”，从实质上降低了药品审核标准。
在审核降低标准，仅进行形式审核和抽查的情况下，专项小组还是发现了一些不符合条件、不应换发的药品。这些药品的资料被工作人员放进红色夹子，称为“红夹”药品。按照规定，这些药品应该以假药论处或撤销批准文号。然而，对这些“红夹”药品，郑筱萸却批准仅以企业是否取得《药品生产管理质量规范》（ＧＭＰ）认证证书为条件，换发批准文号；甚至对刚提出ＧＭＰ申请和准备ＧＭＰ改造的药品生产企业，也换发了批准文号。如此一来，１０６９种违规审批药品获得了“通行证”。
ＧＭＰ认证，仅代表药品生产过程合格，难道还能代表药品有疗效吗？法庭上，郑筱萸也不得不承认，这是把违规的药品变成了合法的药品。
“带病”审批留下巨大隐患
统一换发药品批准文号，本是提高人民用药安全的“民心工程”。因为郑筱萸的玩忽职守，变成了“带病”审批。
专项工作进行中，药品造假的举报不断，其中包括吉林某公司生产的注射药品。该药品被举报原始材料造假，一直未获得换发。然而，郑筱萸却亲自指示：注册司先给换发批准文号，再继续调查。此后，工作人员终于查清，该企业的确是通过造假方式取得的原始批件。但直到郑筱萸退休，这个造假获得的批准文号仍未被撤销。
郑筱萸受贿渎职“示范”在前，药监系统内的一些人也把更多精力放在了为企业跑关系、帮企业办事情上。一些药监官员以各种名义投资、入股药品生产经营企业，从中获利；有的在药品注册中与中介、企业勾结，买卖资料，造假，倒卖批文等。
失范的监管，让群众用药风险陡增。２００６年“齐二药”假药案和“欣弗事件”相继爆发，前者系原料造假，后者因药厂擅改生产工艺而发。未及半年，又爆出“佰易”事件，广东佰易公司违规生产静注人免疫球蛋白，部分产品导致患者出现丙肝抗体阳性……
郑筱萸案让药监系统蒙羞
１０日，就郑筱萸一案，国家药监局新闻发言人颜江瑛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少数腐败分子出现的这种严重违法违纪案件，确实让整个食品药品监管系统蒙羞。
颜江瑛表示，即将出台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将最大程度地实现药品审评审批的公开透明，切实加强对药品审批权力的监督制约。我们将大力推行“阳光审批”，即在药品审评审批中实行审评主审集体负责制、审评人员公示制、审评审批责任追究制，并逐步实现网上受理、网上审批。
专家认为郑筱萸该判死刑
郑筱萸一审被判处死刑的消息公布后，公众普遍认为，法院依法作出这一判决显示了我国惩治腐败的决心，郑筱萸是罪当其罚、咎由自取。
但也有人提出，郑筱萸受贿的金额比此前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一些腐败官员少，为什么郑筱萸还会被判处死刑。针对这些疑问，记者近日专访了我国刑法学界的权威专家。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高铭暄说，对受贿犯罪是否判处死刑，金额只是一个方面，不能单纯看金额。郑筱萸的案件应该说是“情节特别严重”。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院长赵秉志认为，受贿罪的情节特别严重，是指在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的基础上，因受贿行为给国家、社会和人民利益造成的危害与影响的程度极其严重。这也是受贿罪的危害明显不同于贪污罪的一个关键点。郑筱萸身居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这样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岗位，出于贪欲多次收受了巨额贿赂，不仅严重侵害公务员的职务廉洁性，而且置国家和人民的重要利益于不顾，为有关涉药企业谋取利益，导致国家对药品的监管失控，严重危及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并严重损害了国家药监机关的公信力，社会影响极为恶劣，社会危害广泛而深远，显然属于情节特别严重。
在此案的审理过程中，法院认定了郑筱萸坦白部分受贿事实，受贿钱款已退缴情节，但认为这些不足以从轻处罚，应依法严惩。高铭暄教授认为，量刑要遵从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本案中郑筱萸受贿数额巨大，他到案后，只是坦白了很小一部分事实，虽然也退还和追缴了所有赃款，但是，退赃、坦白都不是法定的从轻处罚情节，所以从整个案件来看，他不具备“从轻”处罚的法定情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