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明自己还活着有多难

        7月的广州赤日炎炎，身患高血压和糖尿病的75岁的黄少英老太，急火火奔走于五个政府职能部门之间。她的目的简单而明了：证明自己还活着。 
 
        黄少英自1979年退休后一直能按时领到社保费。今年7月，她从银行卡上发现账户上没了社保金划拨。到医院看病用医保卡交费时，医院告诉她医保卡内没有钱了。像这样突然失去养老和医疗保障，对一位独居老人来说，当然是件天大的事，谁遇到这种事都会竭尽全力去解决。碰上这样的“奇遇”，一般人的估计是有关部门认定这位服务对象已经死亡了，故而在发放费用的名单中删除并执行停发程序。果然，黄老太找到医保机构那里后，被告知需要到街道开出“未死亡证明”。 
 
        面对面提出“证明你没死”的要求，对人格尊严的伤害很深，同时也标出了有关国家机构公职人员的“人性化程度”；提出这样的要求而不觉得有丝毫不妥，更昭示了如此机构人文和人性究竟尚存几何。黄少英屈尊顺从这样的来自公权方面的要求，其后又被五个职能机构踢来踢去，陷入了不人道的“扯皮场”。开出“未死证明”去越秀区社保中心；排队两小时后，被告知去海珠区社保中心；再被告知要到退管办；到了“退管办”，被打发出门了事…… 
 
        官方机构“扯皮”，无伤机构自身；他们扯的，都是纳税人的皮。黄少英遭遇的粗暴待遇，真实地反映了“被服务”的“非特殊人士”的无助境地。许多人会由此事联系到“尊老爱幼美德”，其实，热衷于道德倡扬并不能造就人性化的管理与服务。我们常听见“尊老爱幼是中华传统”的喊声，好像别的地方不懂尊老爱幼似的，然而事实是：许多地方通过权力制约机制，在法治环境中将尊老爱幼规则落实到了日常生活之中，尤其是公权系统中——他们因注重制度建设而将“美德”变成了不必倡扬褒奖的常态，而我们却处在了“把常态当美德”的落后状态中。此事涉及的职能部门，平时比一般百姓接受了很多的政治、道德教育，但人性和人文含量之低几达“心死”境界，就说明了这个道理。 
 
        客观地说，这些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对待“客户”并非都和对黄老太一样恶劣，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作为无“关系背景”和“人情因素”的弱势无助人员，遇到像黄老太这样的难堪，本不足为奇。如果她有某关系的关照，即便没有正当或充分的理由，打个招呼就办了；否则，往往即使该办的理由充分得不能再充分，该办的事情还是办不成，或者办不顺。我们部分公仆的态度和服务力度，素来注重“为什么人的问题”，这是一种“下流病”的症状，病源出在体制。 
 
        媒体的监督是必要的。随着媒体介入，黄少英的简单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是，从记者对事件原因的调查来看，让任何一个单位承认错在几方都很难。这又不难理解：出现于公权机构的诸多麻木、荒唐、扯皮、不道德的事件和现象，正是因为存在一个“不认错”和“错了白错”的保护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