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青年别再触及性主题”

        访《蒙着眼睛的旅行者》作者朱岳    朱岳刚刚出版的《蒙着眼睛的旅行者》是一本引人入胜的书，尽管知道这本书的人并不多，但读过的人纷纷惊叹作者的想象力。不仅如此，这本书的许多特点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它的人物都有外国人名，它的句式像是翻译体。这究竟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我们如何看待这种新小说？本报记者电话采访了朱岳。这本小说的源头在哪里 新报：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
 
        朱岳：大约是2004年冬天开始的，这之前也写过一些东西，但完全是一种不认真的态度。
 
        新报：你喜欢哪些作家和作品？
   
        朱岳：我喜欢爱伦·坡、卡夫卡，叹服他们的智性和想象力，他们的梦魇也让人着迷。我受博尔赫斯影响很深，他提示了一种四量拨千斤的方法，他曾说：“我认为最合理、最无能、最偷懒的做法是写假想书的注释。”这给我启发很大，但我不太欣赏他那种博学者的姿态和对于浩瀚宇宙、文字生涯的抒情自白。此外还有布朗蒂甘和巴塞尔姆，能让收紧的神经重获自由，读他们有利于调节心态，卸去包袱。我还喜欢川端康成，几年来，每到雪季我都重读一遍《雪国》，《雪国》是我重读次数最多的一本书，他的作品空灵中蕴藏着真情实感，让人在梦幻状态中陶醉、感动。但我并不喜欢他那些描写老年变态的作品，这只和个人口味有关。上述这些作者都是公认的大家，毋庸赘述。其实读小说，对写小说的帮助并不是特别大，只有少数作家能写出很有启发性的作品，而且他们也会自我重复，不能一再打开新的思路。所以得把眼界放宽，寻找其他领域里具有极高心智的作者，比如逻辑学家哥德尔、物理学家玻尔、经济学家凯恩斯等等，都能把人带向一个高度。但直接从其他领域里转移资源也是不对的，最好是有意识地储备、无意识地运用。不过这也很难做到，我们不能有意识地无意识。

         新报：有没有对你影响很大的中国作家，特别是中国当代作家？
 
        朱岳：有是有，但其中许多人的作家身份还没被承认，我说出来也没人知道谁是谁。知名的作家里，我读过残雪，去年夏天才开始接触，她的诡异和幽默给人很深的印象。诗人里，喜欢多多、王敖，还有戈麦。其他的知名的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几乎没读过，连王朔和王小波也一点没读过。最近在读孙甘露的《访问梦境》一书，也是朋友推荐的，感觉不错。
   
        喜欢一位作家、喜欢他的作品往往意味着喜欢其所归属、体现的那种文化，我喜欢的这些作家、作品似乎都是游离于中国当代文化之外的，如果有所谓“中国当代文化”的话。不过，我并不准备对“中国当代文化”大肆贬低、谩骂，因为我一旦这么做了，我自己也就沦为它最不堪的一个例子了。模仿与翻译体 新报：有人认为你的作品有很重的模仿痕迹，你怎么看待模仿？

         朱岳：我想，模仿而不自觉，或者不愿意承认模仿了别人都很危险，但上来就走自己的路也危险。模仿本身并不是特有害的事，如果一个人有自己的东西，他最后还是能摆脱影响的焦虑，如果一开始就没有独特的内核，与其自己瞎创新，还不如模仿前人呢。
 
        新报：你的小说用了大量外国人名，写的也是一些外国的事情，是不是太像翻译小说了？
   
        朱岳：首先，我觉得虚构外国人的事迹并不是什么问题，美国人可以虚构英国人的事迹、法国人可以虚构美国人的事迹，他们也可以虚构中国的事迹，这没什么不妥。我们当然也可以虚构其他国度的人与事，否则就白白把一个巨大的想象空间拱手让人了。
   
        我读的书主要是翻译作品，在写作中，有些时候，为了达到以假乱真的目的，我模仿了翻译作品的那种语感。但是，我并不觉得读翻译作品能为我们自身的语言提供好的养分（一些诗歌翻译除外）。翻译作品中的语言也许能体现出西方人的一些思维结构、思维方式，读这些作品可以让人获得轻松驾驭长句子的能力，好处或许仅限于此。我的小说明显不是以语言见长、以文字的优美取胜的，我在语言上缺乏信心，现在正努力弥补。但是，这些书籍的确可以让人不很准确、不很及时地吸收西方世界的思想资源，这同样很重要。
   
        以前常听人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想这是在讲奉献，只有别人没有的，别人才乐意要。但在文化上我们可能更得索取，不能只奉献不索取。作家的生活与现实生活 新报：还有一种批评是，您的小说没有生活，太远离现实了，您觉得写小说是否需要深入生活、反映社会现实？您的生活和写作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
 
        朱岳：很难说我没有生活，每个人都有生活。我以前做过一段时间的律师，那时候过得很压抑。如果你介入过司法实践，就很容易理解卡夫卡的小说了。
   
        那些年，我有时上午去看守所会见犯罪嫌疑人，下午赶到北大听哲学课，这种生活有双重性。但是如果我真的融入了生活，我也不大可能写小说了。“深入生活”和“融入生活”是两回事，前者是一种探索，是一种自我丰富；后者大概意味着在日常琐事中消解自我。我后来放弃了律师行当，一个原因就是我没法消解自我，不是我不想，而是我没有这种才能，但也可能是因为我没被逼到那个地步。
   
        毕加索说过这样的话：“没有必要画一个持枪的男人，一个苹果也可以具有革命性。”我很认同此话体现的精神。
   
        至于“反映现实”，我觉得有很多种方式，“现实”是最抽象的概念，在小说中，可以通过对现实的基本形式的变形来反衬现实中固有的不被注意的东西。这也是我的写作方法之一。
   
        此外，我觉得现代有些人所谓的深入生活、反映生活就是细致描写男女关系。似乎一有男女关系就有生活了。我当然不准备当卫道士，但我得说，有生活不等于有男女关系。我一点不觉得写男女关系触犯了什么禁忌，恰恰相反，正因为它已经完全触犯不到任何禁忌，所以不再值得去写了。建议文学青年们别再触及性的主题。有人说，关键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这确实没错，我反复读的《雪国》也是写性的，它就没有让人腻烦的地方。但是也应看到，人总得选择题材，选择偏好有时是无意识的，克服这种无意识的选择偏好，会让人一下子发觉很多新题材。如果关键是怎么写，而不是写什么，那为什么非要去没完没了、千篇一律地写男女关系呢？

            利用这次访谈，我提了一些观点，但提出观点的弊端在于，观点一旦提出，就得去捍卫它，一捍卫观点，人就变得僵化和满脑子偏见了，所以我必须说，我可能随时收回我的话，我对自己的言论不是太负责任，它基本上是娱乐性的，希望也是无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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