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 山西长治中院购买6辆汽车要求被诉方付费。长治市杰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因房地产开发中的纠纷，被山西省长治市华茂副食果品有限公司起诉，案件判决后，山西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执行时，向杰昌公司下发执行通知书，要求该公司支付20万元案件执行费和150万元实际支出费。（8月14日《东南快报》）
山西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天价执行费”终于为被长期误读的、不敢打官司的老百姓的“法制意识”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注脚。不是不敢，有时简直就是打不起。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有一句名言经常出现在司法考试中：“文本一旦产生，作者就死了。”无非强调只有文本内容的解释，才能使立法旨意的追求实现确定性。这种确定性往往因为法是借由国家强制力量推行的，因此法的刚性与相对公正性都淋漓尽致地体现在体制的固定性、执行的固定性上。那么，我们不妨看看这170万的“天价执行费”是如何悖逆这种“固定性”的吧——当事法院的李局长反问被诉方老陈：“你还想查我们法院的账？”反复强调“你们公司要我们法院办的事情还多着呢”；李局长表示，如果杰昌公司配合，执行费可以降到100万……这里透露的信息无非如下几点：一是法院“执行费”是不许埋单的公民过问的，完全自由裁量；二是法院明确宣告当事人“不听国务院的，只听法院的”，公法已然沦为部门利益之器；三是以纳税人享受的司法服务为要挟，完全颠倒了服务与被服务的权利义务关系；四是“执行费”竟然可以像菜市场一样讨价还价，游戏了法之
严肃公正。
在如此强盗般的司法逻辑面前，“人民法院”的这个执行费和黑社会收的保护费有何差异？根据《人民法院诉讼费收费办法》第八条关于申请执行费用标准，执行金额超过50万的部分，按0.1%交纳。据此折算，杰昌公司应承担二审一期部分房屋3800平方米案件的执行费也仅有1万多而已，而法院狮子大开口了100倍还不止的“执行费”——这份胆量和气魄让我们非常怀疑：此前入库的“执行费”能否一应地经得起程序正义的考问？
按照国情而言，我们的财政尚不能支付“免费打官司”的司法成本。公力救济机关为解决争端的确需要花费一定的人力和物力，为平衡收支，法院收取诸如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等一系列相关费用也情有可原。但如果公力救济费用过高，最坏的危险便是诱导、逼迫公民放弃公力救济而转投私力救济，结果恰如《圣经·马太福音》说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执行费”异化为“乱收费”的背后，隐喻着一种监督乏力下的权力自肥，而任何权力的失范都比不上司法权利寻租更坏、更值得我们警惕。司法公正，不仅袒露着一个社会的良心，更表征着和谐社会的底线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