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成刑事案件受害人亟待救助 法院借本报公布捐助电话：4096518
“我哥被他们杀死，判了四万元，但凶手没有赔偿能力，我们本来都已经不抱任何幻想了。现在能拿到这5000元，感谢政府和人民法院……”王富权颤抖着双手数完现金后，立即紧紧握住法官的手，脸上堆满感激而又有些苦涩的笑容。
“惊喜”之余 他从贵州赶到昆明
这是昨日上午发生在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的一幕，被害人家属王富权拿到的不是执行款，而是判决之外的“执行救助金”。由此，他成了昆明中院出台《执行案件特困人员救助办法》以来，首批受惠的四个刑事案件受害人家属之一。
王富权是云南省镇雄县人，在贵州打工，大前天，他接到昆明中院的通知后赶到昆明。他的哥哥王富忠被杀害已经近一年半了。
2006年3月31日深夜，在昆明官庄街附近打工的王富忠下班回家经过一家网吧时，见两名男子正在撒泼骂人。“你们骂谁呢？”他不经意地问了一句，对方立即恶狠狠地回答：“老子骂的就是你！”话音未落，两名男子就拔出匕首冲了过来。王富忠很快倒在了血泊之中。
行凶的是鲁甸县的撒兰勇和贵州省纳雍县的陈昆。经审理，昆明中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撒兰勇无期徒刑，判处陈昆有期徒刑四年，并由二人共同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四万元。但法院调查落实，二犯确无赔偿能力。
据王富权介绍，他哥哥有四个孩子，还要负责照顾两个老人，但家里务农的收入一年不过两千元左右，主要是靠哥哥在外打工的工资来支付全家开支。案发后，嫂子不得已带着其中两个孩子到浙江打工，以补贴家用。但嫂子没文化，在浙江也是吃了上顿愁下顿。“接到法院叫来领救助金的通知，我真是太惊喜了，这五千块对于我们家来说，真不是一个小数目，起码可以供孩子们上学了。”王富权激动地说。
儿命丧“情敌”手 老母等来治病钱
禄劝人彭金凤非常拘谨，手里捏着弟弟彭吴国“用命换来的钱”，她怎么都笑不出来。
17岁的彭吴国的生命止于此前不久。那时，他与中学同校的女生小玲（化名）正在进行开心的接触。小玲在五华区一家餐馆打工，他偶尔上门去找她。两人都没有注意到的是，旁边有一双嫉妒的眼睛在窥视。
此人名叫罗建荣，也是这家餐馆的小工。因为喜欢小玲，于是他开始仇恨彭吴国。为此，双方有过一些摩擦。2006年7月27日晚，年轻的小彭在五华区龙泉路35号门前自行车道上遭遇罗建荣，最终小彭身中数刀倒在对方脚下。
凶案发生后，罗建荣的朋友向公安机关报了案并对罗进行规劝，罗在打算自首时被布控的公安人员抓获。昆明中院审理后，以故意伤害罪判处罗建荣有期徒刑十五年，并由罗建荣赔偿附带民事诉讼人高桂英各项经济损失24376.7元。
法院在执行中查明，罗建荣无可供执行财产。而彭吴国的父亲早已去世，其母高桂英仅靠这个小儿子打工的收入维持生活，再加上多年来身患严重的风湿病。现在，她连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没有。
“我妈妈听说法院有一个救济制度，就写了个申请。拿到这5000块，我要赶紧去给老妈妈治病……”彭金凤说。
四类受害人
可以申请救助
据了解，8月22日，昆明中院执行局法官已经专程赶往禄劝县乡下，将6000元救助金亲自送到了另外两起刑事案件受害人的家中。让四案受害人家属略感安慰的这16000元，来自昆明市财政的一笔专项拨款。今年初，昆明中院在同级财政的支持下，推出了《执行案件特困人员救助办法》。在经过半年多的前期筹划后，终于正式开始发放了。
昆明中院执行局局长邱继辉介绍：可以享受这项制度的案件申请人主要有四类，除了刑事案件中提出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就是交通事故、工伤事故和医疗事故案件中的受害人。
“建立执行案件特困人员救助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可以体现司法的文明和法律的人文关怀。昆明中院专门出台《执行案件特困人员救助办法》，也是人民法院尊重和保障人权、充分践行司法为民宗旨的具体举措。”邱局长如是说。
□ 人性化制度的困境
救助制度
需社会各界来支持
尽管有了这项充满人性化的制度，但邱局长还是显得心情沉重。他分析：在刑事案件中，罪犯都将被判处相应刑罚，执行了死刑的当然就更不用说了，即便保住了性命的服刑犯，大多数都没有赔偿的经济能力，这就导致大量案件受害人只能得到法律形式上的赔偿判决，而很难得到实际的赔偿。这种比例，至少要占到八成之多。
“实际上，这八成受害人都需要执行救助。但是，目前的资金缺口很大，能享受到这项制度的，仅仅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受害人及其家属。”邱局长代表昆明中院表示：希望社会各界为这项制度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捐助，因为执行难本来就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如果只依赖法院或某个部门的力量，那必将是事倍功半。若有愿意捐助的单位或个人，可以拨打昆明中院执行局的电话：40965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