嘴巴 死不承认自己有野望
解剖人：本报记者
解剖内容：姜文的一切
中国的媒体，感觉采访姜文比去解构他的电影还要难一百倍。可是，因为5年磨一剑打造出来的《太阳照常升起》正值宣传时期，所以记者通过差不多一个星期的努力和片方周旋，和发行方商议能否电话采访姜文的事情。一次又一次得到的答案都是：不可能的。可是记者并没有气馁，一而在再而三的努力争取，终于凭这股执著劲打动了姜文，距截稿还有2个小时的时候，姜文终于答应接受记者的电话采访，这是首例。说起《太阳照常升起》，说起云南，再说起他在云南拍这部电影的时候，记者打了他的电话，明明接电话的人是他本人，他却死活不承认，昨天他也承认了，并表示那个时候确实不方便和媒体打交道。同时，今年出现了姜文和保利博纳的老总于冬的珠联璧合，也成为了继老谋子和张伟平之后的另一对中国电影市场的导演和投资人的“黄金组合”，这个现象也值得去关注。
新报：《太阳》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云南元素不在少数，比如湿地、梯田，还有那个香格里拉的石房子是那么的美，简直不像现实世界。
姜文：我第一次拍戏的时候，我就从幻想的世界里好久回不来。事实上，我可能就是这两年才进入社会。你能明白这意思吗？进入社会是我开始正视社会，以前，我老觉得干吗我非要挪这儿去，为什么不可以挪那儿去？后来一个朋友说这不是你的剧本，这是一个现实。我为什么会碰壁？是因为以前我不认为，社会是你必须认识的。我是40岁之后才开始认识到，社会要认识要适应，不是随意能改变的。
新报：《天鹅绒》(《太阳》原著)有一种拉美文学的魔幻氛围，但作者叶弥毕竟是女作家，比较纤细。不过，你拍出来的影像真的比她强烈太多了。
姜文：我觉得是不同的荷尔蒙造就了这种情况。《天鹅绒》里有一段描写，女人偷情了，男人想质问她，女人很平静地说，“等我煮完粥再说”。煮完粥，女人给他盛好，端上，然后一点不虚心地跪在地上。我很受这段描写的触动。其实生活中很多事情，它来了就是来了，存在了就是存在了，你怎么面对、怎么解决？而且它非常有生命的本质，我完全能理解和相信，这两个看上去社会地位那么不同的人，就一瞬间在一起了，这是多么有生命感的一件事儿。
新报：《太阳》的结尾镜头，你用了自己出生不久的孩子，据说拍摄那天很冷，小孩子躺在那里哇哇大哭。你不心疼吗？
姜文：我们做了处理的，冷是不会冷。一个不到两个月的孩子，到哪儿去找？用人家的孩子，人家也心疼，这并不是一件令人舒服的事儿。现在想起来，有件事还挺后怕的，因为怕他冷就垫了一堆豆子，用豆子隔湿，可万一吸进去是很危险的。
新报：《太阳》里，你觉得村子不应该在它原来的地方，就把整个村子都搬了。
姜文：在外界看来，我是改天换地，但我是在受另外一种东西掌控。我追寻的东西告诉我这地就是红的，然后我看这地是黄色的，就觉得不对。不是我想把它改红，而是我看着电影里面，它就是红的，烟尘是红的。而且我能感觉那些红的烟尘落在绿的叶子上。我就是一翻译官。我记得我看见那个东西是什么样的，我相信那个东西是存在的，我就是在翻译，然后大伙把它做出来，把一个原本有的电影翻译出来。
新报：在叶弥的小说《天鹅绒》里，让疯妈疯掉的是二斤猪肉，为什么在《太阳照常升起》里，你把猪肉换成了绣花鞋？
姜文：如果坐在饭桌前聊二斤猪肉很好，但是坐在影院里面，我愿意把它换成精美的工艺品，跟脚有关系的绣花鞋。
新报：为什么会采用四段式的结构来讲述这个故事？
姜文：观众对很多电影觉得不来劲，可能就是因为结构上不来劲，现在的观众看过太多电影了，谁愿意看平铺直叙的东西？关键是挑动人的情绪。我觉得我的电影有一点是大家公认的，就是挺能搅动情绪的，电影能讲一个什么了不起的故事？情绪如果进不去，一直在那旁观着肯定就没意思了。
新报：最后问一个关于云南的问题结束今天的采访吧。我们不知道云南这片本来就已经很美的土地，在你的电影里展现出来会是什么样的一番景色和感觉？对这部影片，很多人都说你的野望？
姜文：你会看到你们家乡熟悉的景色，大理、丽江、香格里拉、元阳和昆明等好多地方，就是让你看不出来这个是在云南拍的，就是不一样的感觉。我的片子在法国做后期时，有几个不同国家的人看了。一个拉美人看了说，这太像他们那儿的人了；一个巴尔干的人看了，他说这就是他们巴尔干岛的故事。显然这三位都不是一个地方的，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是触及一种卸了装以后的感觉，这对我来说还是一个欣喜的东西吧，它能让你觉得这是离你的生命区域不远的东西。至于野望，我根本没有，我只是想拍出一部好片子给观众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