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没有文化大师的时代，但却是一个文化名人辈出的时代。易中天、于丹等“学术超男”、“学术超女”以专家学者的姿态从《百家讲坛》一夜成名，迅速红透了大江南北。不过，近日圈内不少学者炮轰《百家讲坛》，认为这些“学术明星”在讲述历史的过程中使用了太多酸酸甜甜的润滑剂，却缺乏对历史的整体批判。对此，云南的学者又有怎样的观点？记者展开了调查。
涂良军：学术超女没有拉票
对于这些雄霸天下的学术超女、超男们，咱们云南的专家学者能否等闲视之？近日，记者陆续采访了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的部分教授。除师大校长、中文系硕士生导师骆小所教授直接没有看过这个节目之外，其他学者对《百家讲坛》的看法则仁者见仁，莫衷一是。
作为一位治学严谨的训诂学专家，云南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生导师涂良军副教授没有过多时间收看《百家讲坛》这样的“文化娱乐”节目。但经过记者的解说，先生终于在听到“刘心武”的大名之后开始愤怒起来了。
“学术曲高和寡，不能过分苛求”
新报：涂老师看过《百家讲坛》这个节目吗？对它的印象怎么样？
涂良军：看过一点，印象不是太深。
新报：就是易中天、于丹等一批专家学者上去讲学，用一种将学术通俗化的方式。后来甚至激活了《三国》和《论语》，让很多没有看过的人开始关注起这些经典来了。
涂良军：想起来了。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方式还是可以的，把学术推广到民间，降低了学术与老百姓之间的隔阂，这个思路本身是好的。有些专家学者只是一家之言，虽然也在情理之中，但要是在上电视之前，把自己的观点再推敲一下就更好了。
新报：那么您也是认为《百家讲坛》有不少偏颇之处？
涂良军：我看过阎崇年和王立群的讲座，觉得都还不错，他们是真正把研究对象烂熟于心了，才能够讲得这样生动。事实上真正会做学问的人，都必须要能深入浅出的。后来看过于丹的《论语》心得，觉得不怎么样，她的很多观点我都不赞同。
新报：《百家讲坛》最初是一档纯学术的节目，叫做《百家学术论坛》，但因为学术性太强导致收视率低，曾经一度面临被叫停的危险。然后节目不断放低身段，改成具有说书性质的讲坛形式，才受到观众的热捧。您认为这其中透露出来的文化意味是什么？
涂良军：学术这个东西曲高和寡，但是需要提高学术修养的人很多。你讲得太高深，电视下面的观众谁听得懂呢？我们知道，学问不仅仅要为博士生、本科生服务，也要为没有学历，而对学问感兴趣的人服务，让每个人都得到提高。
《百家讲坛》能够树立一种向学的风尚，带动大家开始关注学术就已经达到目的了。至于观点对不对，我们可以写文章来讨论，可以在学术会议上去讨论。
新报：那么像这种没有经过讨论而事后引起热论的有争议性，甚至部分曲解了经典原义的讲座，会不会以讹传讹，误导了观众呢？
涂良军：《论语》是很大很深的一个体系，作为一个后代学者是很难对《论语》做到全面把握的，那么心得也自然会有对有错。我从来这么认为，中学老师和小学老师不能出错，因为你讲什么，孩子们就觉得是什么，甚至会当作真理铭记一生。但是大学不是一个灌输园地，它更多的是一个讨论园地。大家可以独立思考，比如我讲得不对，那么为什么错，你也可以说服我。《百家讲坛》应该是后者的标准，不能苛求它做到字字珠玑。
“学术超女没有拉票”
新报：毫无疑问，《百家讲坛》成就了一些学术明星，他们纷纷被冠以“学术超女”和“学术超男”等称谓。您怎样看待学者们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传播传统文化的？
涂良军：这种方式本身没有问题，没关系。但是超女我从来没看过，超女跟学术不能相提并论。
新报：是不能相提并论，但是自从易中天、于丹上了《百家讲坛》之后，人们就开始相提并论了。他们与超女的共同点是，都是通过一个类似选秀一样的平台让自己一夜成名。
涂良军：我好像在你们《生活新报》上看到扎西顿珠说过的一句话，他说“肚子里面要真的有货，才能走得远”，我非常同意。我的好恶取舍可能和别人不同，但是超女是包装出来的，而于丹、易中天他们这些人受人喜爱，没有拉过票吧？
新报：您的意思是，他们的讲座无论如何都有不小的价值？
涂良军：学术一方面要提高，一方面也要普及。比如说古典音乐，像巴赫、贝多芬，能听懂并且真正喜欢的人就很少。而克莱德曼就谁都听得懂，莎拉布莱曼将美声与通俗相结合，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这没有什么不好。下里巴人受众多，但不是学术，阳春白雪和者少，也有局限。要将两者结合起来。
新报：也就是说，《百家讲坛》将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结合得很到位了？那么这种添加了功利性和娱乐性的传统文化，会不会失去了文化本身的严肃性？
涂良军：这就不行了，文化是一种精神产品，是无价之宝。我们传承是为了发展，不能一味只追求传播的广泛度就用一种肤浅随意的方式来敷衍。况且他们讲的也不能覆盖整个国学，这个东西在电视上讲讲是可以的，放到学术会议上可能不入流。在我的观察中，很多大学老师，还没有他们讲得深入呢。
新报：是教育本身的问题呢，还是学术研究有欠严谨？
涂良军：教育的问题吧。于丹讲《孔子》、《庄子》讲得不怎么样，但是给这么多人打下基础，引起大家的兴趣还是好的。
“标新立异是危险的”
新报：比如于丹《论语心得》的畅销，其实大家争着去看的，是于丹怎样解读《论语》，而不是《论语》本身。所以归根结底还是一种文化追星，是虚假的文化繁荣。
涂良军：虚假可能过了一些，于丹有她自己的消化和吸收。可能很多人学《论语》、学《庄子》，学到她这个程度自己也就满足了。现在很多学生学知识，都是靠老师传播，自己独立思考的成分很少。比如《论语》《庄子》就不止于丹一个人讲过，大家可以去参照别人的观点，自己去芜存菁。
至于追星这个问题，像阎崇年这样的学者，把原著原原本本地讲出来就好了，没有什么追不得的。学问的终极目标不是新，而是你树立一个学说别人推不翻，你推翻的学说人家立不起来。一味地标新立异和哗众取宠是很危险的。
新报：不知道涂老师有没有看过刘心武讲的《红楼梦》，里面就有很多“标新立异”的观点。
涂良军：看了一点点他讲秦可卿就看不下去了。《红楼梦》又不是他自己的东西，哪有那么深奥啊，你总该尊重曹雪芹，尊重《红楼梦》，尊重观众吧。真的是越扯越离谱了。
刘心武是一个作家，但不是红学家，作家跟红学家完全是两码事。《红楼梦》应该怎样去研究，该用什么样的方法他把握了没有？所有认认真真看过《红楼梦》，并且做过一定研究的人，都不会同意他的观点。
新报：事实上到后来，就连一些说书人也可以上《百家讲坛》给大家谈学问了，这多少给人一种恶搞的感觉。
涂良军：这个倾向很不好。作为一个节目，首先必须要找准自己的定位：你的听众是谁，要给他们提供什么东西。《百家讲坛》是一个独立的节目，要树立自己的风格而不媚俗。其实学问里面自有很多吸引人的地方，比如我给学生讲之乎者也这么枯燥的东西，别的班的学生也经常跑来听我讲课，这就是自己的风格和方式的问题了。
新报：但是它出于商业的考虑，还是必不可少会媚大众之俗的。
涂良军：吸引观众可以有很多内容和方式，唯独学问是恶搞不得的。要是按照这种思路办下去，必然不能长远。
金子强：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与涂老师的观点相反，云南大学马列部副主任、硕士生导师金子强教授则认为《百家讲坛》办得非常成功。说得兴起时，金教授往往不等记者的问题问完就开始发表自己的高论。在他看来，咱们云南的学者在这方面就显得太过保守，反思得还不够。
“整体上值得肯定” 新报：金教授平时经常收看《百家讲坛》吗？
金子强：能不看吗？作为我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一档节目。
新报：那么您是非常喜爱这个节目的了？
金子强：对，我认为办得非常好。好在三点上：首先是大家，讲的都是《论语》、《三国》、《红楼梦》这样的经典。这就注定了它会有很多观众。来讲课的人，从孔庆东到阎崇年，也算是大家吧，于丹也勉强算；第二是制作非常精美，别具匠心，看得出来下了大工夫；第三是别开生面，不说教。讲学术吧，但是又不是板着脸，生动呢也不肤浅。
新报：那么您认为它有没有什么不足呢？
金子强：也恰好是这几点。在大家这一点上，《百家讲坛》刻意去强化了某种类型化的东西，就是古的多。你看不是曹孟德就是宝哥哥，要么就是孔夫子蒲松龄，太单调，现代文化其实有很多很精彩的内容；第二，太精美就会导致容量小。比如节目没一会儿，又是一个题头啊什么的，浪费了很多宝贵的时间。斗胆说一句，它一集半个小时吧，可能还不如我们讲十分钟的容量；第三，就是百家少了点。各种不同领域的一些人，都可以上去讲，才能真正的百家争鸣。总的来说，是一个相当受欢迎的节目。
新报：您主要是从媒介运营的成功与否来考量的？
金子强：不是。现在的大众传媒其实也有一个分层，比如央视十频道就有它自己的文化定位，也形成了固定的观众群体。现在的很多评论家对于丹、易中天都太苛刻了，我觉得在整体上，还是应该肯定他们的。
“云南还做得不足”
新报：《百家讲坛》的确引起了一种文化热潮，很多没有看过《三国》和《论语》的人，都产生了了解的兴趣。
金子强：这是一种误读，其实是大家本来就关心传统文化，而《百家讲坛》刚好契合了人们文化寻根的需求。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情结始终是在那里的。
新报：说起误读，其实包括于丹在内，对经典也有不少误读的地方吧？
金子强：一千个人心目中会有一千个林黛玉，一万个人心中有一万种《论语》的解读方式。这中间肯定有误读，但是是感悟的悟。这种感悟是正常的，甚至是超越，是心灵的一个重新体悟。
新报：那么您是如何接受她对原著的曲解的呢？
金子强：“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嘛，我们得容许新的东西存在。电视讲座和文本艺术不同，文本艺术本身的形式注定了它的严肃性，而电视讲座可以活泼得多。至于她的疏漏之处，“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新报：《百家讲坛》一贯坚持“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的栏目宗旨，在专家、学者和百姓之间架起“一座让专家通向老百姓的桥梁”，从而达到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但是似乎它更大的作用是将文化娱乐化了？
金子强：这也没坏处。换句话说，它是将学问深入浅出了。读书本身也是一种心灵的娱乐，是阅历心灵的山水，所以好书都是入目入心的。板着面目的学问也有其存在的价值，但是传播面就不可能那么广了。
新报：那么金教授应该也不反对“学术超女”这样的称谓？
金子强：这也不是坏事啊。在书斋里面闷着做学问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通过这样广泛传播的方式讲学，也是一种社会服务。风气要为社会开，要能容忍一些新的形式。不是大众的就不是学术，不到老百姓当中去的学术，是少数人在象牙塔里面自娱自乐的游戏。
新报：从以前用刘心武解说《红楼梦》的一些奇谈怪论，到最后请到真正的说书人来解读经典，《百家讲坛》在学术性方面似乎在逐步降低水准。您认为这种说书风格的经典解读能够走多远？
金子强：这个倾向不对，并不是说说书没档次，而是归类不对。解读可以很通俗，但是不能是评书。不过只要有市场，就有存在的意义。并且学术要走向市场，以前没有传媒是没有办法，现在有了传媒就是要利用它。我们云南在这方面步伐就太慢。
新报：您认为应该怎样跟进呢？
金子强：就是说太保守，思想上跟不上。我的意思不是要模仿，但是要反思，要找到自己的模式和路子。
□ 国内专家观点
所以在我看来，于丹成功的真正秘诀在于信息的内容。她诊断出现代中国的抑郁不适，告诉人们解决这些问题的容易的方式，只是需要一点内省。她还激起了人们成为好人的欲望，如果我幸福，别人也会幸福的。 ——清华大学教授贝淡宁
《百家讲坛》非常火时，《世纪大讲堂》栏目组很焦虑，想跟踪学习。《百家讲坛》不错，但是缺少对中国历史的整体批判。你总是可以找到一种讲述方式，使得历史听上去润滑、愉悦人心，《世纪大讲堂》也有过类似倾向，但在内部会议上，我强调提防。我非常警惕在我们的历史节目中出现甜甜酸酸的润滑剂和软绵绵的麻痹。 ——凤凰卫视中文台执行台长刘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