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城好色
从闯入威尼斯电影节后，姜文和李安的比较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一个是时隔7年后的蛰伏之作，一个是梅开二度的种种猜想。
他们都是才华横溢的导演，前者锋芒毕露，后者含蓄沉着。尽管上映后评论的分数一直不高，或神秘华丽或暴露震撼的画面让影评家和观众唏嘘不已，但是奖项往往最会捉弄人，李安是“无心插柳”，首映结束后匆匆赶往加拿大忙其他事情，姜文是固守战地最后却落得个抱憾而归的下场。如果说，《太阳》的失利是因为姜文自己都搞不清电影要讲述什么，那么《色·戒》可见李安导演的真功夫。在今年的威尼斯盛宴上，无论是老谋子，还是影评家，让李安再次擒狮都是心里直打鼓，之前，电影节日刊《Ciak》上10位影评人的预测，在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中，均没有一个人预测到《色·戒》会夺大奖，而《太阳》在水城上空迟迟不落也抱着侥幸心理。可是李安就是李安，他可以用《断背山》改变男人和女人的爱情观，可以让一向严肃的威尼斯变得“好色”，居然笑纳一部NC-17级别的电影。
至此，华语电影在水城威尼斯夺得三连冠，听起来跟体育比赛一样。这样的骄人战绩可谓前无古人，听起来太过辉煌，难怪姜文和记者们都要问一句：是真的吗？
贾樟柯：
威尼斯是我的福地
威尼斯是贾樟柯的福地。去年第63届威尼斯电影节上《三峡好人》擒获金狮，同时推出的纪录片《东》也获得由意大利纪录片协会和欧洲艺术协会颁发的两项大奖。此次携新片《无用》再战水城，贾樟柯续写了威尼斯神话，将“疯狂”进行到底，《无用》捧得威尼斯电影节纪录片的最高奖项，成为地平线单元纪录片最佳影片，贾樟柯成为第一个连续两年获得两大单元最高奖项的导演。目前还沉浸在喜悦中的贾樟柯接受了记者的电话专访。
关于威尼斯：这个电影节玩够了
新报：10年来，你从小镇走来，从一个小众电影的导演到现在扬名海外的著名导演，去年的《三峡好人》在第63届威尼斯上大获全胜，今次再度凭借纪录片《无用》擒获金狮，心情如何？你觉得威尼斯电影节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收获？
贾樟柯：去年觉得很意外，当时拿奖的时候是处于兴奋的状态。今年我还是比较激动，打个比方说，这就好比回家过年，又多拿了个红包。威尼斯算是我的福地吧，这个城市不温不火。这个电影节真是玩够了，不过这个舞台应该让更多更年轻更需要它的人来表现，我以后的影片会避让威尼斯电影节，去其他影展，哪怕是名气不如威尼斯电影节的影展。因为在我看来，应该把这样的机会让给更多更年轻的中国导演，至于我，还是非常乐意介绍其他中国电影来到威尼斯电影节。
新报：你是一个善于拍剧情片的导演，为何总是在最近几年专注于纪录片的拍摄而屡屡大获全胜？
贾樟柯：因为中国纪录片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非常活跃，但是从未进入到商业体制。我之所以会将自己的多部纪录片送出国参加电影节，就是希望能够让纪录片被更多人看到。
新报：你曾被马丁·斯科塞思赞为“再次创造了电影语言的大师”，凭借《三峡好人》获得威尼斯金狮最佳影片的一年后，靠纪录片《无用》再次续写了威尼斯神话。可是，据说在拍摄期间，你曾受到过诸多质疑，有人说你是屈从于商业，有人称你是在拍摄企业宣传片。你个人是怎么看待的？
贾樟柯：消费时代是当下社会的现实，电影应该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现实。《无用》是立足于消费社会、反映经济活动的影片。
关于纪录片：《无用》是三部曲之二
新报：这部片子主要围绕服装工业一条线来展现，旨在体现什么？
贾樟柯：我是一个对时尚和服饰毫无概念的人，直到后来赵涛（御用女主角）介绍她的好友马可后，我才开始关注服饰文化。多年前人们对衣服是有感情的，“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那时候的衣服不会随意扔掉。但现在我们的衣服都是在流水线上批量生产，肤浅的名牌和时尚代替了服装本身传递的情感。密集工业化生产的背后，我看到了人们情感的凋敝。在很多人眼里，当代中国的服装就是一个劳动密集型工业产品。所以这个时候，我看到马可还在做她的手工服装，我觉得很珍贵。
新报：据说这是你艺术家三部曲的第二部，下一部瞄准了什么题材？
贾樟柯：是。去年完成第一部关于画家刘小东的《东》之后，我决定拍摄以女服装设计师马可为主要人物的纪录片《无用》。1989年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再次被边缘化，公众也逐渐失去了对精英知识分子的兴趣，关于中国社会的严肃思考变成了极其封闭的小圈子话题，中国人民全心全意进入了消费主义时代。与此同时，中国当代艺术奇迹般地保持了足够的活力，大多数艺术家都以各自的方式，保持了对中国社会持续的观察和长时间的思考。显然，他们比一般人对社会的认识更有洞察力，我一直想把这些艺术家的工作、他们具有前瞻性的思想通过电影的方式介绍给公众。这样便有了拍摄艺术家三部曲的想法。下一部我希望拍一个建筑师的故事。
新报：请分别阐述一下三部曲讲述的故事类型。
贾樟柯：这个三部曲要讲述的主题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消费生活越来越发达，人们忽略了对一个艺术家的了解，而艺术家观察社会的角度其实是非常敏感的。我希望能唤起人们对思想的关心，就像马可的品牌“无用”一样，“无用”看起来是无用的，但其实它可能是更奢华的东西。
好像是一个互动的行为艺术，从《东》到《无用》，我分别有机会与画家刘小东、服装设计师马可进行跨媒介合作：他们分别以绘画和服装设计的方式，我以电影的方式，面对共同的现实情况，从相同的起点出发，利用不同的媒介创作。
关于首映反响：两个反响让我吃惊
新报：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无用》当时在电影节上首映的反响吗？
贾樟柯：首映场有两个反响让我比较吃惊，因为我们的纪录片在上午11点首映，观众的入场量很大，记者到场率很高。这个电影能够得到这样的关心，我自己觉得很满意。但具体对电影有怎样的评价暂时还不清楚，因为我所接触到的都是欧洲艺术方面的影评人。当然他们都很喜欢，但这可能不代表普通观众的反应。
另一方面，《无用》在介乎故事片和纪录片的气质里自由地游走，给纪录片带来一些新的感觉。这些是比较普遍的观点。
新报：纪录片可以突出商业元素，它能反映当下的流行文化吗？
贾樟柯：客观来说，这十年里，中国人群分化太迅速，导致经济收入的巨大反差、生存压力的巨大反差以及地区的巨大反差。以前我的电影《东》虽然有曼谷和三峡的对比，但所面对的生存处境是一致的。到《三峡好人》，还是在一个层面上讲一个类型的人群。但到《无用》，有巴黎、广东流水线以及山西的部分，我觉得这样带出了人群的差异性，通过三种人群才能有完整的中国印象，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这恰恰是电影的魅力，它可以跨越地域跨越时间，把不同的人结合在一起。
新报：既然纪录片能够引起那么多人的青睐，但是你的电影几乎都是墙内开花墙外香，这一次国内的观众能有缘看到吗？
贾樟柯：我们希望《无用》能够被更多观众看到。我们也在努力推动。最近几天，我们都在谈国内发行方式，也许是在熟悉的影院进行定点放映，比如一个厅，两个星期，每天一场稍微长线的放映。另一方面，校园放映仍是我们推广的主要方式。同时，我们也有更大的计划，我们公司会跟其他公司合作建设小型影院，目前已经进行到合同起草阶段。这种影院就是做无用的影院，或者就叫做“无用”，会放映不被中国公众了解或大家没有经济能力观看的电影。我们初步定于在上海、广州等3个城市，分别建设一家150人座的影院。
夏雨：
渴望再进威尼斯
1994年，夏雨（上图）凭借姜文的首部导演作品《阳光灿烂的日子》在第51届威尼斯电影节上拿到了最佳男演员奖。
一晃13年过去了，那个17岁的影帝已经成长为成熟男人。不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起《阳光灿烂的日子》那部片子，夏雨又爱又恨。爱它的处女作意义，恨它对身体的折磨。至今夏雨提起当年拍摄的过程还心有余悸，那段经历让他在17岁时便体会到了做演员的辛苦和不易。夏雨回忆：“整部片子讲的是盛夏的故事，可是我们有三分之二是在冬天拍。包括拍一场洗澡的戏，一洗就要洗一个星期，那时候发誓一年绝对不再洗澡。”
之前，夏雨说希望姜文此次威尼斯之行“是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太阳照常升起’。”而对于《太阳》的奖途，夏雨颇有些“不看好”：“主要是没让我演《太阳照常升起》，要不肯定会得奖的。”言外之意就是自己还惦记着那个曾经“阳光灿烂的日子”以及那个意料之外的影帝宝座。不过，夏雨还是一直很感谢恩师姜文给自己这样一个机会，成就了史上中国影人在国外电影节上获得年龄最小的影帝。同时，夏雨很希望能有机会再度和姜文合作，争取下一届威尼斯电影节上见。
夏雨表示，也是因为那次在威尼斯上的得奖，使得自己有了更多的国外影迷，同时也促成了他去年开始苦攻英语进军好莱坞的计划。年初参加意大利电影节，夏雨还荣幸地接受了电影局颁发的“电影文化国际交流大使”称号，对此殊荣，夏雨表示责任重大，希望自己的微薄力量能给中意电影的文化交流作出贡献。
不过，夏雨也因此深受影帝的困扰，让影迷和观众一直忘不了他的这个身份。他说：“只能说让《阳光灿烂的日子》先入为主了，其实每部戏对我来说都很重要，我希望每部戏都有一个不同的形象，《西洋镜》对我来说是一个转折点，是跟《阳光》完全不同的。然后，包括后来的《独自等待》、《警察有约》、《上海伦巴》呀，还有《那时花开》，我觉得对我来说都有很大的影响，而且每次都是跟一个新的导演合作，都学到了很多东西。同时，我希望能够通过以后更多的努力去塑造不同的戏，让大家记住我不再是威尼斯影帝的身份了。”（ 首席记者 露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