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大于天

年终社评·新报乙酉十论之四    

       “人命大于天”——在红透2005年的悬疑题材大片《大宋提刑官》中，“法医学鼻祖”宋辞如是说。当站在2006年岁首回眸这整整一年，我们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这“五字金言”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它所彰显的“法的精神”已然贯穿刚刚逝去的旧岁，及其所涵盖的许许多多的细节与事件。在去年4月发布的《２００４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中，已经远去的2004年被称为“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一年，也是中国人权事业取得全面进展的一年。”对于刚刚离去的2005年，我们则有理由相信，这是中国人权事业取得更进一步纵深发展的一年。
 
       去年3月，蒙受强奸之冤的河南汉子聂树斌终于被证明是无辜的，但此时，他已经被执行死刑达十年之久。同年同月，湖北人佘祥林11年前被司法机关宣告“死亡”的妻子突然归来，而此时的佘祥林已经因“杀妻”的罪名，在狱中度过了11个年头，并落下了满身的伤病。同样冤屈的还有云南的孙万刚，本报于2004年向全国披露后，他终于获得了16万余元国家赔偿。而在本报记者和辩护律师的共同帮助下，直到去年中，他才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得以被社会所重新接纳。
 
       面对他们在真相大白之后所获得的“昭雪”，我们实在无法拍手称快。如此“昭雪”，于地下无辜的死者何益，于侥幸保住性命的生者何堪？
   
       然而，正是在这些“惊天奇冤”的联合推动下，最高人民法院终于收回了下放给各省级法院的死刑复核权。严格来讲，死刑复核其实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因为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均有规定，“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因此，死刑复核权的上收，本质上是法治回归到了本位。所谓“生杀予夺”，实乃至高无上之“极权”，这一权利一律由最高人民法院来行使，无疑是出于对“生命权”的最高的尊重与敬畏。
 
       聂树斌、佘祥林和孙万刚们显得无比冤屈，但他们的遭遇却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的法制进程。冤假错案频发固然悲哀，但试想一下，已然事过境迁的这些“铁案”之所以能够暴露出来，其实就说明我们的监督机制已经有所改善。从这个角度来看，真相永远埋于地下那才是最可怕的。而冤假错案的悲哀过后，立法和执法机关更应该深刻反思，反思造成这些冤案的根源，以及如何不再让相同的悲剧反复上演。
 在著名法学典籍《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把“只有人民可以制定法律”视为立法的基本规律。中西遥望，古今相隔，这一精神却在2005年的立法行程中找到了参照。物权乃民权之一种，这一年，关于《物权法》的话题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之一。将一部法律的草案公诸于众，广泛接受各界意见和建议，这一做法首先充分尊重了民意，难怪在草案公布的第一个月里，全国人大就收到了上万条意见和建议，其中不乏颇具创建性质的内容。其次，这一做法还在很大程度上改进了以往不少法律与司法实践脱节、难以落实的尴尬。
 
       个人所得税从一个怎样的基点开始起征，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和最大范围内兼顾到各阶层百姓的利益？围绕这个问题，无数的专家和无数的民众几乎争了大半年。税收乃国家经济命脉根基，而工资收入又是每一个公民赖以生存的源泉，于国于民都是根本大事，怎能不争怎能不吵呢？我们非常欣慰地看到，这种“争吵”并非各种声音的持有者为了各自利益而相互谩骂，而是在“立法听证会”的形式下，以严谨的立法思维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法院审理案件的一个原则是：程序合法、形式合法，案件的实体和判决结果才可能合法。套用到专门召开听证会的立法思路上来说，那就是：立法的程序应该民主化，立法的结果即制定出来的法律才可能体现民主。
 
       鼓励民众介入乃至尽可能充分地参与到立法行为中来，我国2005年的此番姿态，无疑堪称人权机制健全进程中的一大亮点。在这一亮点的辉映下，对性骚扰的立法和在校大学生“禁婚令”的寿终正寝，更立体性地丰满了我国的人权保护体系。
 
       “人命大于天”，人的生命高于一切，推而广之，我们应该强调的则是“人权大于天”，人的所有合法权利都不容践踏。而法律，以越来越细密和精致的一张大“网”，来覆盖和捍卫着这些权利。被誉为“立法年”的2005年中，中国，已然在这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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