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经济学人》11月3日
在20世纪，西方的政治家和学者大都认为，宗教在公共生活中已经趋于边缘化，宗教信仰和国家的外交政策毫不相干。因此，到20世纪90年代，宗教节日在国家日常生活中一直被忽视。与此形成对比的是，21世纪的宗教信仰却在政治和生活中扮演着中心的角色。从尼日利亚到斯里兰卡，从车臣到巴格达，宗教狂热者肆意杀戮，金钱和志愿者源源不断地进入这些地区。
实际上，宗教从没真正离开过公众生活。人们一致认为，伊朗和以色列之间一触即发的紧张态势是基于信仰的冲突，印巴亦是如此。相比之下，当今的宗教冲突是民意和国际援助的结果。冲突是由下而上，由志愿者驱动而不是上层领导者号召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这个标榜宗教多元化的国家却似乎停留在世俗时代：表面上是对支持恐怖分子的国家宣战，实际上却只是在阿拉伯国家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虽然“救赎灵魂”并不是政府的职责，但防止流血事件和宗教狂热者对政策的破坏却是它不可推卸的责任。除非政治家知道疏导宗教怨念并妥善划分政权和教权的界限，不然新的宗教战争将是不可避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