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7年乒乓球世界杯赛中，中国男队和女队的表现都非常不错，对于北京奥运会，我们信心十足！”细数今年中国乒乓球事业所收获的一枚枚金牌，黄彪语气坚定。
“领队不是啥‘官’，但大到队里的比赛日程、训练安排、对外的新闻发布，小到每个队员的日常起居、吃喝拉撒你都得管，就像部队里的政委或者后勤部长……”在国家乒乓球队副领队和领队位置上，这位身材短小精悍的云南汉子一干就是14年。在北京西大望路的一间咖啡厅里，黄彪娓娓道来，中国乒乓球走过的辉煌历程，开始在我这个并非乒乓球迷的云南记者脑中逐渐呈现。
“我们打球，都是为了国家的荣誉而战”
“送你一件国家队的球衣吧，我可从来没给记者送过礼物哟，这是第一次！因为你是家乡来的朋友，我很看重。”这是和黄彪如约见面后他说的第一句话。我接过来打开一看，球衣的颜色以朱红为主，间以黄色，给人一种热情激昂的感觉，胸口正中的位置，印着一个国徽。
“我们打球，都是为了国家的荣誉而战！”黄彪热情激昂地说。
黄彪通常不轻易动情，作为国家乒乓球队的“新闻发言人”，队员们和公众所见到的，通常是他疲于奔波的身影和那张严肃的脸。其实，他心底也有许多“小男人”般柔情的一面。
比如对于故乡。2005年春节期间，黄彪专程飞回昆明，来到位于金碧商圈的同仁街，试图找寻一些幼时在这里居住的痕迹。但历史已经尘封，现代都市的发展脚步怎可能倒回到几十年前？那次，他独自站在繁华的同仁街口，夜幕降临，他不禁感伤满怀。
又比如对女儿。黄彪正值花季的女儿黄抗抗已经在新加坡国家队打球快4年了，父女俩想见上一面都很难。“她很坚强，我给她取名‘抗抗’，就是希望她能独立而又坚强地去抗击命运中的所有困难。”黄彪说。
为人父母者有如此期望当然可以理解，但实际上，抗抗的“乒乓之路”走得很顺。9岁那年，小抗抗开始有意地学习打乒乓球，很快进入少年体校，接受专业训练，没过多久，竟然就在全国小学生单打比赛中拿到了一个冠军。
“我不怎么管她，让她自己去发展，相反，我这个做爹的甚至还曾有意‘限制’过她。”黄彪想起有一年假期，北京市报了一批少年苗子的名单到国家队来接受集训，见到里面有女儿的名字，他拿起笔来毫不犹豫地就给画掉了。
2003年夏天，新加坡国家乒乓球队来中国物色人选，看上了当时在北京队的黄抗抗。给队里一说，领导当即表示：“其他队员你们想要都没问题，这个孩子呀，我们可做不了主。”几天后，黄彪接到新加坡国家队打来的电话，他知道这对女儿来说是一个机会，但既有利也有弊：新加坡条件好，空间大，女儿很容易出人头地；但那里整体的乒乓球水平不高，不利于女儿的进一步提升，即便打成新加坡冠军，也不太可能战胜中国高手。
最终，黄彪选择了完全尊重女儿的决定。但在新加坡打球4年后，现在女儿又想放弃体育而去美国读书，对这个决定，黄彪仍然没有加以干涉，他说：“我是一个开明的父亲，就像在国家队里我是一个开明的领队。对了，队员们都习惯叫我‘彪哥’，亲切。”
“我立志要像老乡邱钟惠那样为国家争光”
1963年4月4日，黄彪出生在昆明的一个国有企业职工家庭。9岁那年，他进入少年体校学习打乒乓球，开始只是打着玩玩，但第二年在观摩一次名家表演时，他产生了要成为一名职业乒乓球运动员的念头。
图系受访者提供
时间大约是1973年，小黄彪还在书林一小上五年级。一天，学校突然通知说我国乒乓球世界冠军邱钟惠和庄则栋要来学校参观并辅导孩子们打球。这个消息让小黄彪兴奋不已，他早就听说过这两位著名运动员的大名，也知道前者就是自己的老乡，只是从来没想过竟会有和他们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当年他们几乎是‘全民偶像’。来学校后，他俩表演式的对打，你一板我一板地抽得飞快，真是太精彩了！那时我就想，以后我一定也要像他们那样，为国家争光。”虽然已经过去三十多年，黄彪依然记得自己当时的感受。
在自己的多位启蒙老师中，黄彪记忆最深的是当年昆明市体校的钟文铮，他回忆道：“高原空气比较稀薄，球速比正常速度快，所以云南不太适合发展乒乓球运动，云南整体的乒乓球水平也就相对落后。也正因为这样，实力很强的运动员很少。当年我在体校里就算是比较拔尖的了。后来，我进入省体工队，市体校的那个班也就慢慢解散了，因为没人了呀，人才凋零。但让我没想到的是，钟老师之后却因此而失业了。我觉得非常愧对她。当然，老师没有责怪我，至今我们都还经常联系，保持着良好的友谊和师生关系。”
若论打乒乓球的成绩，黄彪在高手如云的我国乒坛并不算特别好，也并不太突出。1981年，他参加世界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在和队友们的共同努力下，夺得了团体冠军和双打亚军，但在个人比赛中，只获得了一个单打季军。这张成绩单，本已足以让他进入国家青年队，但由于压缩编制等原因，他没能如愿，加上受伤等原因，黄彪曾一度有些心灰意冷。
蛰伏至1985年底，黄彪才得以进入了国家队，虽然仅仅只是做陪练，但他把这当作是自己运动生涯的一大转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