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2日晚7点30分至10点，云南大学民族研究学院，69岁的民间艺人阿家文，身背四弦走上了大学讲台。他的身后是65岁的民间艺人后宝云、李怀秀的老师施万恒、李怀秀的师姐普美芳（两人均为“海菜腔”的传人）。一场别开生面的讲课拉开了序幕。4位只有初中文化的民间艺人，面对台下的几十名研究生，用带着民族腔调的普通话开始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讲课。学生们被深深震撼了：这是他们从来没有过的上课体验。而这仅仅是个开始，属于探索期，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还有望看到这些手握锄头的农村人，因为他们身上与生俱来的歌舞天赋，摇身一变成了大学里的客座教授。
从田丰的传习馆说起
在现实中，高校聘请明星当客座教授并不稀奇，而聘请明星效应相对要弱很多的民间艺人们，这确实是件有意思的事。我们采访了这件事的穿针引线者——云南源生坊民族文化发展中心的负责人刘晓津女士、当天讲课的4位老师以及云南大学民族研究学院院长何明教授，期望能够搞清整件的来龙去脉、认识云南民族文化的价值以及把民间艺人请进高校的现实意义。
提到云南民族文化保护，就不能不提起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传习馆，提起田丰。田丰，中央乐团著名作曲家，早年创作的《东风吹战鼓擂，当今世界谁怕谁》曾经是中国一个时代的音乐象征。上世纪90年代初，他为了创作歌剧《屈原》，长期在云南采风。每一次下去，民族变化之快都是他没想到的。
老艺人施万恒擅长“引子”
1993年，田丰创立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传习馆，寻访民间艺人和有歌舞天分的孩子，集中在馆里进行文化传习。从1993年到1997年，有4个民族的5个支系在这里进行文化传习，田丰用“原汁原味，求真禁变”这八个字来规范教学，不允许对民族传统做任何加工。
传习馆采用学员制，学生先进行半年的试读，试读期间只解决生活费用，半年后如果双方相互认可再给予经济补贴。由于经济来源完全依靠社会机构赞助和田丰个人的创作所得，传习馆的经济相当拮据。2001年，田丰因肺癌去世，他所倡导的传习馆模式宣告终结。
田丰去世后，传习馆后期的工作由刘晓津负责。先前的民间艺人已经散了，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然而他们并不甘心，他们明白自己的身上还承担着传承民族文化的责任。2002年的一天，刘晓津接到一位民间老艺人的电话：“刘老师，田丰先生走了，我们失去了舞台，我们现在很痛苦。”这话令一向热衷于民族文化事业的刘晓津心里难过。“要不咱们创办一个农民音乐学校吧，你来当校长，我们当教员，管吃管住就行。”老艺人提出了这个想法，刘晓津一直记在心里。
大学生们也爱听“海菜腔”
同样是在2002年，刘晓津在麦田书店旁的一家CD店里遇到了音乐人吴欢庆。当时的吴欢庆已经从摇滚转向了民间，他曾在成都的一家小酒馆里看过传习馆的演出录像。那时候，他到昆明的目的就是向这些老艺人拜师求艺。吴欢庆向刘晓津打听老艺人们的下落，刘晓津只得很遗憾地告诉他“已经解散了”。
事后不久，刘晓津打算去民间采风，她需要一个懂音乐的人和她一同去录音。她给吴欢庆打电话，后者欣然答应。于是，一场浩大的采风活动开始了。沿途拜访民间老艺人，深入民族歌舞的发源地，一路下来，苦累在所难免，而更多的是收获。
想办学校不容易
采风回来，刘晓津开始独自张罗创办农民音乐学校的事。她四处找人了解办学的程序，而得到的答案全都一样：办学需要大量的资金、大场地，生源也是重要问题，毫无疑问，这样的学校发不出文凭，没有文凭就找不着工作，这样的学校还能办吗？刘晓津放弃了。
此路不通，刘晓津另觅一条，2004年，她创办了源生音乐坊，把这里打造成了云南的艺人之家。在源生坊里，聚集了一大批来自云南各州市的民间艺人，并举行不定期的演出。事情在今年有了起色，现在云南大学民族研究学院任教的朱凌飞是石屏人，他经常到源生坊进行民间文艺演出。而有一天，他对刘晓津说，想把这种民间文化介绍到大学里面去。再后来，云南大学民族研究学院的院长何明教授也来看了演出，并深深为之震撼。请民间艺人进高校，刘晓津和何明一拍即合。何明说，要把这事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事提出来，先摸索一段时间，如果效果好，这事将上报到教育部，作为一个教学章程来进行。经过多方努力，终于有了11月12日的讲课，这只算是个实验。而这一堂“实验课”，他们整整准备了三四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