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愤怒到调侃：一部愤青蜕变史

——《新周刊十年精选》书评
   
    时代蜕变了。作一粗糙类比，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可比美国的六十年代，崔健可比滚石一代，性解放者可比花花公子一代。如今，崔健们、性解放者们修成正果，成了CEO、中产、成功人士。有一本杂志记录了这种蜕变。就是以趋势观察家自居的《新周刊》。只是在整个时代蜕变中，这本杂志也蜕变了。

这个时代的叫卖者
   
    这本《新周刊十年精选》告诉我们，《新周刊》在卖什么。它从贩卖社会情绪到贩卖生活方式，从代表一个时代的荷尔蒙到代表一个时代的口水。
   
    今天，没有人再避讳自己卖什么了。生存是第一位的。时政杂志，卖观点与立场；时尚杂志，卖身份符号和生活方式；于是《新周刊》就声称卖社会趋势喽。什么新锐、话题、谈资、概念、趋势、情绪，都是这间杂志超市里的货。盘点一下，新周刊超市里卖过三类：
   
    卖情绪。卖概念。卖趋势。

    
    它时不时也将细腻的触须探向时代，“你有外遇吗?七城市调查”，“不想工作”，“睡不着”，“浅阅读”。给人一种包打听的姿态，没有它不关心、不知道的。一有新趋势出来，它就过来给个概念，盘点一番卖给你。

精心设下每一个局
   
    早有评论说，《新周刊》就像一个精心设下的局。每期专题都在邀你入局。只是，在这些局中你转来转去，发现又转回来了，被《新周刊》又骗了一回。
   
    这不，砸烂电视后，它又赶着给人家颁电视节目榜；城市都败笔了，又要排中国城市魅力榜、体验之都还要像生活家住得像个人样；我爱你挺好，可后来宣布爱情之死，死了又按程序接吻了……它的读者群也够广泛，从说不的愤青到漂一代，再到忽然中产和首富特别多。十年了，这众多人等居然忍受了这类反复无常！
   
    《新周刊》凭这些局着实卖了些小钱。不像地产商造大局卖大钱。
   
    除做局外，《新周刊》的确创造了某种杂志语言，有些冠以“新周刊的语式与句式”，比如“十大”什么，“因为（无耻），所以（流行）”，“见过（拧巴的），没见过（这么拧巴的）”。就像其他媒体喜欢用“痛并什么着”，“当什么遇见什么”等等。

新锐分子的“中年危机”
   
    这本杂志特喜欢宏大叙事，中国什么，时代什么的，中国是它的默认值，时代是它的后缀。比如这本书的副题“一本杂志和一个时代的体温”。如果硬要充当时代的某个器官，《新周刊》想当哪个呢？
   
    但你必须弄清一个问题，你到底代表谁。代表愤青（砸烂电视）？代表民族主义（阻击霸权）？从“忽然中产”它又开始代表有钱人了。当初的嬉皮士变种为雅皮士，雅皮士变种为首富。
   
    有一次《新周刊》发问：中国需要刀锋吗？网上质疑：“这样的调查有必要继续吗？毫无意义！”“疯子出题傻子找”，刀锋的非主流如今走向了主流，失去了刀锋的土壤，消费主义盛行的今天，我平庸我快乐，刀锋?The Cutting Edge，已然失去锋芒。
   
    蜕变发生在每一本杂志身上。只要你向市场暧昧示好。海夫纳的《花花公子》当年也是“性革命”的一杆大旗。阅读《花花公子》一度是叛逆的象征。而现在海夫纳老爹宣称“我们追求的是香槟，是马爹利，而不是啤酒”。
   
    用青年理想换中年成功，谁都干过。“前几年你穷的时候/还挺有理想的/你过去的理想如今变成工具了/新的时代到了/再也没人闹了/你说所有人的理想已被时代冲掉了。”（崔健《混子》）
   
    时代蜕变了，新锐分子们蜕变了，蜕变中还有些不份儿。新锐们进入“中年危机”，让我们一起来拧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