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４万云南人广东务工调查

他们的打算 四处漂泊 “最终还是想求个稳定”
 
    此次抵达深圳的还有6、7个女孩子，她们都要求在同一个厂工作。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只好多方协调，最后选定了广东惠州市博罗县福田镇的一家塑料制品厂——“奔迈颂怡塑料钢制品（惠州）有限公司”。
    
    当天15时左右，务工人员坐上了开往惠州市的大客车。进入厂区大门，已经是18点多了，天色开始暗了下来。
 
    听说是云南来的进厂工人，一个做保安的小伙子精神抖擞地跑过来观望。他说，他是云南省大理州剑川县人，去年5月份从厦门当兵退伍回家后就一个人来到广州，一直在这家港资企业做保安，每个月20号发工资。他在这家工厂一年多，工厂从来没有拖欠过工人工资。
    
    在工厂，记者有幸结识了一位发展得比较好的老乡。姚叶瑛个头不高，眉清目秀，她说，她也是大理剑川人，去年进厂不久后参加竞聘成了工厂塑胶部的一名文员。目前的工作很清闲，比一般的工人工资要高300多元（1300元至1400元）。
    
    姚叶瑛说，来广州完全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她2004年从云南省财贸中专毕业后，就到了大理的联通公司打工。2006年6月份左右，已经工作了两年还没有多大起色的她，考公务员又没有考上，想到许多毕业的同学都到了广州等沿海城市发展，就想去广州找同学玩玩，看看他们的情况。可来到广州后，就喜欢上了这边的工厂，加之也想出来见见世面，于是就通过朋友介绍走进了这家工厂。起初，其他都还好，就是不习惯这边的饮食。想吃辣一点菜肴的时候，就去买点罐装的辣椒酱解馋，后来就逐渐习惯了广东的生活。
    
    “我今年才22岁，年龄还小，想再学点东西，考个函授大专之类的实用文凭。”姚叶瑛说，工厂给他们员工购买了保险，按时发放工资，有国家固定的节假日，每年还有一次工厂出钱的免费省里旅游，工作也比较有规律、清闲。但由于做的是财务工作，工厂不会把太重要的工作交给外地人做，在工作上的发展空间受到了一定限制。她想在今年年底辞工回家上学，或者参加相对稳定点的事业单位的考试。

他们的心理“外面没什么可怕的” 

    工厂另一名云南女工何春蓉已经是工厂人力资源部的宿管员，厂里上千人的宿舍全部由她管理安排。何春蓉说，她在这家工厂已经有4年左右，都是从最基层的工人做起。为了给今天来的这批同乡工人安排宿舍，她已经忙了两天，本来工厂是按部门分宿舍的，但想到许多云南人是第一次出远门，对环境不是很适应，她就尽量安排大家住在一个宿舍。
    
    “他们害怕出来，人比较老实，宁愿在家乡受穷，都不愿意出来赚钱。”何春蓉说，她以前也是这样，胆子比较小，但出来后发现其实也没什么害怕的。她说，她是云南楚雄禄丰人，1998年的时候从家乡当地的职高毕业没考上大学，后在楚雄、昆明等地打工。在2002年的时候，在昆明发展不好，工资又比较低，于是下了很大决心去了上海打工并结识了现在的丈夫。丈夫也是从外地来打工的，一年后，他们结了婚并回到了丈夫的老家——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福田镇，也就是现在工作的地方。何春蓉说，丈夫对她也很好，她生完第一个孩子后就到这家工厂打工。
    
    今年27岁的何春蓉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她说这家工厂是整个福达工业区福利最好的一家，她在今年生第二个孩子期间都享受了假期和工资。这家工厂还实行人性化管理，如果员工有不满意的问题，可以通过给工会写信等方式表达意见，然后工会会找员工进行单独谈话。因为对自己工作比较满意，何春蓉表示她会一直在这家工厂做下去。


□ 记者手记 

    12月2日，记者正好碰到了这批刚抵达深圳的70名云南籍务工人员，并有幸跟着他们的足迹，见证了他们开始梦想的征途。在务工者中，少数民族较多、文化程度偏低、交往闭塞、不信任外地人……这些缺点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他们寻梦的脚步。前面的路还很漫长，在他们的征途上，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还需要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
    
    因为有家乡政府相关部门的帮助，这些务工者的遭遇其实说不上艰辛。与之对比，诸如杨增朝之类自己出门打拼的务工者，几乎没有任何自我保护和维权意识。在城市化进程中，越来越多的农村闲置劳动力背井离乡，光靠政府的援助，只能是杯水车薪。他们的未来，不啻是一个悬在整个社会头上的巨大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