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即将过去，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即将走完30年历程。伴随着奥运会的走近，2008这样一个吉祥数字，预示的不仅是另一个更繁荣、更高调“中国年”的到来，也是总结之年的到来。而在“交总结”这样的任务上，西方媒体似乎总快我们一步。那是否表明，他们对中国的关注更胜于我们自己？事实或许如此，当我们沉浸于高速发展的喜悦中时，总容易忽略了旧有的制约和新增的挑战。
一个人乃至一个国家的发展，总需要多听取建议的。不管好与坏，说出来总比闷声不出气强。最新一期的美国《新闻周刊》再次把焦点放在了中国身上，该刊驻北京分社社长、首席记者刘美远女士把中国30年改革开放历程浓缩到了个人和家庭的经历上，以一篇传记式的特稿重新回顾了这30年中的风风雨雨。值得一提的是，刘美远女士的父亲是苏州人，母亲则是云南人。不过，她本人生于美国、长于美国，所以在价值观上仍受西方民主的影响，文章中难免有带着主观意愿的描述。但总的说来，她是在为中国的过去疏理脉络，为未来的发展提供经验和建议。因此，我们有理由去好好聆听这样一位外国人的讲述。
“我曾轻蔑地看着叫深圳的小渔村”
我是幸运的，因为我的旅途是从119次列车开始的，同时起步的中国就好像是我自己的旅途一样。在到了苏州的一年后，邓小平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新闻周刊》聘请我在北京建立了共产党上台后的第一个美国杂志办事处。自那以后，我不断往来于北京、香港和华盛顿，看到了可能是人类历史上发展最快、影响最广的国家变革。
那个叫深圳的地方，只是一个小渔村，原住民仅有17户。但邓小平却选择了它，作为一次庞大试验的实验室：成为一个吸取资本主义精华，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特区”。那一天，我和其他西方记者轻蔑地看着那块泥泞地，很怀疑它是不是中国的未来。 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国，在过去30年里焕然一新，我们一家和它一起走过这段日子。
共产党执政时，大哥刚刚7岁。爸爸妈妈给他取名“光远”，然后在解放前交给了苏州的亲戚抚养，自己则去美国完成大学学业。也许是不想切断大哥的中国根，他们没有带大哥一起走。
苏州是一个著名的园林城市，曾让许多皇帝和诗人流连忘返。大哥就是在这里的亲戚家长大的，而我和另外两个兄弟则生长于美国中西部，我梦想着有一天，能与在中国的大哥相认。
建国门立交桥的景象，北京现在每天都新增1000辆汽车
1979年1月1日，这个机会终于到来。那一天，中美在30年的敌对后全面恢复了外交关系。那一年的2月20日晚，我提着重重的行李箱（里面装满了送给亲戚的礼物）抵达北京，坐上开往南方的119次列车。
坐在灯光阴暗、烟雾缭绕的硬卧车厢里，其他乘客好奇地盯着我看。他们中有好多人从来没见过外国人，他们的行李都放在廉价的旅行包或者缝补过很多次的袋子里。在寒冷的天气里，有的人只穿着老式的布拖鞋。旁边的铺上睡着一个解放军战士，身上盖着一件军大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