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一别三十二年
http://www.shxb.net [2008-1-9 9:59:42] 本报记者
拍部纪录片 全程都是泪
口述人：伍匡文
口述地点：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
口述事件：《永恒的丰碑》幕后的故事
1998年，反映周恩来总理与云南少数民族相处点滴的纪录片《永恒的丰碑》在云南电视台和昆明电视台播出后，难以计数的云南人被感动了。昨日，在时隔10年之后，当年拍摄这部纪录片的导演，如今的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厂长伍匡文老师在回忆起当年的拍摄场景时，仍不时泪光闪闪。“即便是我们的片子再完美、中国的语言再丰富，我个人觉得都难以彻底表现周总理的人格魅力和伟大精神。”伍匡文说。
在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的办公楼三楼的办公室里，伍匡文老师告诉我们，周总理逝世当年，“四人帮”尚在横行，他们强令我国各界不准悼念周总理，在这样的时候，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的员工们冲破压力，自发对周总理进行悼念。而在当时厂领导的默许下，制片场的工作人员拍摄了大量昆明市民悼念周总理的场景。“当时的厂领导和拍摄的工作人员都认为，总有一天，人们能够看到这些素材。”伍匡文说，这是制片厂第一次拍摄关于周总理的影片。
在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纪念日，昆明各界以各种形式表达了对周总理的怀念，这次，制片厂派出精兵强将对所有的场景进行采访，并最终作为新闻播报了出来。上世纪八十年代，制片厂有了独立制作影片的力量，他们第一次以30分钟的片长反映了周总理与云南各个地方人民的深厚感情，拍摄成纪录片《云南人民心中的周总理》。“我们在用电影人的方式缅怀周总理，同时，我们也要让更多的人体会周总理的人格魅力和伟大精神。”
1997年，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经过数年的准备，想要为周总理诞辰百年拍摄一部纪录片，正是《云南人民心中的周总理》让他们想到了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
在得知这一消息后，伍匡文坐不住了。“我们那一代人对周恩来总理的敬仰程度也许是你们无法了解的。一直以来我都在收集有关周总理的素材，作为一名导演，我也想把周总理在云南的点滴传播给更多的人知道。于是，我主动向当时的厂领导要求去拍摄这部片子。”伍匡文说，在两次和厂领导深谈之后，厂领导把他带到了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党史研究室的王元辅、卓仁政、杨军等领导和工作人员听了伍匡文的讲述之后，他们放心了，他们说，“一个对周总理如此热爱的人，一个对周总理在云南的点滴了解得如此清楚的人去拍摄关于周总理的纪录片，我们放心。”就这样，在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和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的共同领导下，一个由伍匡文牵头的摄制组成立了，随后，纪录片《永远的丰碑》开拍。伍匡文告诉记者，为了全面地反映周总理在云南的事迹，他们追寻着周总理曾经的脚步一路拍去。每到一地，当地政府群众都会给予积极的支持，八个月的时间，我们的心灵和人格都受到了一次洗礼。当时的拍摄经费很紧张，整个摄制组的成员条件都很艰苦，是对周总理的热爱和敬仰支撑着我们一路拍下去。”伍匡文说。
谈及拍摄受访者的时候，伍匡文老师的情绪有些激动，眼眶也微微湿润了。“采访的时候，很多受访者会情不自禁地哭起来，我们摄制组的成员也会被总理精神打动而流泪不止。我个人也是这样，尤其是在执笔撰稿的时候，每每想起一些采访场景的时候，我常常难以自已。”伍匡文回忆说，在采访当时的昆明连云宾馆厨师崔承朝时，崔师傅讲到周总理叫回端盘子的服务员，吃下盘子里剩下的四粒豌豆这个情景时哽咽失声，在场的摄制组成员都哭了。作为导演，伍匡文一边流泪一边中止了采访。“我们都很难克制自己的情感，他是共和国的总理啊。”伍匡文说。
在采访云南省歌舞团演员刀美兰的时候，摄制组再一次被感动了。“作为一名受到总理无微不至关怀的艺术家，刀美兰女士在接受采访中多次痛哭失声。尤其讲述到她到北京，总理给她送饭票、她受‘四人帮’迫害，总理帮她安排工作的时候，刀女士更是情难自抑，泣不成声。”伍匡文说，在那次采访中，究竟中止了多少次采访拍摄，他也记不清楚了。
受访者痛哭的场景几乎贯穿了整个采访拍摄过程。从原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孙雨亭到原云南省代省长刘明辉；从原中国驻缅甸大使姚仲明到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费炳、郑伯克；从云南籍中国女子乒乓球队队员邱钟惠到云南本土艺术家刀美兰……所有跟周总理有过接触或者受到过总理关心的人，回忆周总理到动情处，总是情绪难抑。
《永远的丰碑》在云南电视台和昆明电视台轮流播出后，伍匡文老师接到了很多电话，大部分是陌生人的。那些人通过各种渠道联系上他，就想告诉伍匡文老师：周总理某次来昆明的时候，我也在现场。那些人的电话让伍匡文感觉到，在众生碌碌的城市里，每一个跟周总理见过面——那怕是远远地看见周总理的人都会把那个场景当成一生中最珍贵的回忆。
伍匡文老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整个过程中，多次用到“人格魅力和伟大精神”的说法。他说，我们丰富的文字在周总理的精神和魅力面前，似乎变得很有限了。尽管片子播出后得到了多方的好评，但一直以来，他都对自己的这部片子感觉有遗憾。“我总觉得我的片子没有把周总理跟云南人民的感情完全表达出来。限于篇幅，也限于片子主题，有很多东西我没有在片子中表现出来。很多素材由于种种原因，也没能放到片子中去，我真的感觉好遗憾！比如周总理在昆明温泉疗养院接见外宾前后的一些事情。一个七十岁的老人啊，为了共和国，两天里只睡了3个小时的觉……”伍老师又说不下去了。
《永远的丰碑》的制片人马继民老师告诉我们，这部片子翻译成少数民族语言播出后，感动了太多的人，很多专业人事从影片的拍摄和制作上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拍摄过程和翻译过程都是一个感动的过程。”马继民老师说。对于伍匡文老师的遗憾，马老师说，这种遗憾也许很难弥补。正如伍匡文自己说的那样，“即使我们的片子拍摄得再完美、中国的语言再丰富，我个人觉得也难以彻底表现周总理的人格魅力和伟大精神。
（本报记者 张朗坤/文 胡雁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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