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热背后的中国式价值观反思

    中华民族是一个开放的民族，在历史上就善于学习其他民族的先进知识，善于和其他民族打交道。有一句俗话叫做“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佛经的原文是梵文，我们当然明白外来和尚的梵文水平要比国内和尚高。但是，如果一个外国和尚说自己对“四书五经”有些看法与国内同行看法不太一样，再加上态度不那么谦恭，那么他就触到了我们忍耐的底线了。
    
    2007年一开年，重庆的某家报纸报道了德国汉学家顾彬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一事。国内的许多媒体都爆发了。许多义愤填膺的评论文章一夜之间就遍布了媒体和网络的重要位置。正在人民大学召开的世界汉学会议上，许多中国代表竟然离开论题，情绪激动地抨击这一荒谬绝伦的说法，场面几乎失控。当第一轮反应过去后，一些媒体发现重庆那家媒体根据的是顾彬接受“德国之声”的访谈，但在访谈里，顾彬并没有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他只是说一些流行作家，如棉棉、卫慧的作品是垃圾。看来重庆那家媒体为了销量违背了媒体的道德。8月，顾彬被请到人民大会堂接受了“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发该奖是为了表彰他几十年来为传播中国文化作出的努力。
 
    年底哈佛大学的宇文所安、田晓菲夫妇来到上海演讲。他们受到的欢迎是空前的。宇文所安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讲座甚至吸引了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挤在场外旁听。媒体称他们是“汉学神仙眷侣”，崇敬之情可见一斑。接下来是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马悦然到成都访问，同样引起了轰动。
 
    这些汉学家在国外同样也是炙手可热。这与他们的学术成就和中国经济腾飞都有关系。当国际大报的重要版面经常报道中国的各方面新闻时，各界渴望了解中国的巨大需求自然提高了汉学家的知名度。一个人的外貌可以通过镜子加以辨识，而一个人的“自我”就难以了解了。
 
    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自我是由他人的话语建构起来的。如果没有奥运会，刘翔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冠军。有了世界这个参照系，刘翔在我们心中才与其他的冠军有了不同的含义。一个民族想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也必须在世界格局中发现自己的准确位置。但获知别人如何评价自己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我们去问一个外国旅行者对于云南的看法，他往往会说“云南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之一。”我们当然会有些欣欣然；但我们去问一百个外国旅行者，估计九十多人都这样回答，我们可能就有些茫然。外交辞令中恐怕没有多少值得我们审慎对待的信息，而且这些信息还需要书本知识加以印证。
 
    汉学家写的书就是反映我们国家的一面镜子。尽管并不完美，也不是那么清晰，但角度非常可贵。宇文所安的唐诗研究扩大了我们的眼界，马悦然发现了被国内文学批评界忽视的曹乃谦等作家，这帮助我们发现我们文化生产与评价系统中的漏洞。
 
    中国加入WTO之后，我们对于世界的许多看法也在改变。以前我们曾津津乐道老一代汉学家李约瑟看待中国的方式：什么什么是中国发明的，什么什么在中国某朝就有了。但现在我们再不能用这些昔日的辉煌获得感觉上的满足了。对此，宇文所安说过：“谈到对知识的整理和思考，有些人对什么是‘中国的’、什么是‘西方的’有太多的关心和焦虑。这里的问题是，许多年来，人们陆续把石头搬来搬去，简直很难分清到底什么是他山之石、什么又是本山之石了。”我想他的意思是，哪里的石头并不重要，谁把石头建成了更漂亮宏伟的建筑才重要。
    
    2007年年底，笔者在澳门一次会议上遇见了顾彬，为他对中国的深刻了解而感动。他一方面介绍了德国人民极度渴望了解中国文化的情况；另一方面批评了中国当代作家缺乏老一辈作家如鲁迅、林语堂等的国际视野和国学修养。他说，今天的中国作家只有更多地了解世界，才能更好地推动自身的文化达到一个更高水平。
    
    世界正加速了解中国，中国更应加速了解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