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吴晓波眼里，中国企业家大多是有原罪的。他在浩若烟海的资料中扒理出历史的教训，他开玩笑说，自己像是一个“盗墓者”。无论是《大败局》还是《激荡三十年》，他更多地看到了中国企业家的失败。他在为那些曾经辉煌夺目，而如今都已寿终正寝的企业写血泪史，实际上，他更像是在为这些企业写“墓志铭”。2007年7月，本报曾在吴晓波出版《大败局2》之际对其做过专访，其间吴晓波谈了他正在写作《激荡三十年》（下），令无数读者充满了期待。2008年1月，吴晓波出版了《激荡三十年》（下），记者致电吴晓波，请他谈了他对财经写作和中国企业的见解，以及该书成功的幕后故事。
“我与企业家格格不入”
三十岁那年，吴晓波出版了第一本财经著作。而在此之前，他一直从事着财经方面的采访和写作工作。那时候，他是一家通讯社的经济记者，每年行走在中国的各个城市和乡村，“写一些肤浅的新闻报道”，吴晓波常谦虚地对人描述自己当时的工作。而事实上，他的采访为他后来的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想用眼睛和双脚把中国的真实发现出来”，这是他在做记者时的理想。三十岁之前，他并不知道自己能够有多大的成长空间。作为一名财经观察者，吴晓波感受到了过去三十年里，中国最大的变革是发生在商业领域的，“这个古老而从容的东方国家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了商业国家，我碰巧站在了一个最活跃、最有利的观察点上。”
吴晓波
他从1990年开始采访公司，至今采访过的企业超过一千家，中国几乎所有的著名企业家他都有过一定程度的接触，这使得他对公司的观察比一般的学者甚至大学里的知名教授们都要贴近得多。实际上，吴晓波从一开始就在为自己的财经写作作着准备，采访之余，他会为一些自己感兴趣的公司建立案例库，把一些亲自调研或二手得来的资料进行归档。吴晓波说，“这种工作非常繁杂，不过却成为了我最重要的资源”，这也是为什么他能够对那些公司的大小事件如数家珍的原因。
在吴晓波眼里，新闻是一种可以为历史存照的东西。时至今日，他仍然在用新闻的方式进行写作。“今日之新闻，就是明日之历史。”吴晓波如是说。在他看来，托克威尔对美国民主的观察，茨威格对欧洲文明的观察，德鲁克对商业世界的观察，都是新闻记者式的。那是一种不懈的好奇，是坚决的旁观，是人性的理性。“我热爱并习惯于这样的姿态。”
无论是《大败局》还是《激荡三十年》，我们都能看到一个个企业家的身影。这些时代的弄潮儿，曾经辉煌耀眼，但最后都走上了失败的路，有的进了监狱，有的失踪了。吴晓波把这种失败的共性总结为“崛起中的激情失败”。中国企业家在创业的时候，大多是白手起家，没有受过任何商业训练，而且他们还生存在一个充满了灰色地带的转型年代，所以，失败往往与激情、冒险、原罪以及战略缺失等有关。中国的商业历史仍在一条演进的轨迹上快速地前行着，对于今日的企业家而言，过去的那些人们的历史恰好就是他们的今天。所有商业上的兴衰都如出一辙。前人的失误或许不会完全重演，但是所有即将发生的悲剧都无一例外地活跃着前人失误的痕迹。
正是以讲述“中国式失败”的经验，才有了吴晓波后来的著作。那些曾经被人视为传奇的人物，柳传志、鲁冠球、张瑞敏和马云等，都是他书中的主人公。吴晓波以企业史为背景，在书中演绎的是这些人物命运的大起大落。作为一名财经写作者，吴晓波对这些企业家，完全是抱着一种尊重和距离。他最大的希望是自己的书对于企业家来说，是一个诤友，是一面镜子，还是一种“另外的声音”。他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描述过自己与企业家的关系，“我与他们格格不入”，他说。这是他的价值取向，也是工作的必须姿态。
“真正的企业家是‘老乌龟’”
对于自己在书中所写的企业家，吴晓波是没有好恶感的。或者，这话可以理解为他钦佩每一个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印记的企业家，无论其成败。三十年前，中国由一个计划经济国家向商品经济国家转型，一群草莽出身的人承担了改变历史的责任，这是一个集体无意识的过程，他们跟这个国家一样，只知道要去向哪里摆脱贫困，但是却对路径一无所知，所以要“摸着石头过河”。在这进程中，有落败者，有失踪者，当然也有侥幸得益者，他们就是《激荡三十年》的主角，三十年的中国企业史，是一部没有主角的“草民史”。在这部企业史里，有一些企业家自己的实践和智慧。
在吴晓波的著作中，我们更多的是看到中国企业家的失败。那么，在他眼里，什么样的人才能算是真正的企业家呢？他作了一个奇怪的比喻：真正好的企业家应该像“老乌龟”。这话没有一点贬损的意思。“乌龟每年身上都要长一层茧，壳很薄的时候，容易一踩就烂了，老乌龟就踩不坏，而且爬得慢，生命力有上百年。”他如此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