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里是否也有《金光大道》？

由《金光大道》改编的小人书整整影响了一代人

    
    1998年秋答记者问时，谈到准备写自传，要“说清楚”自己“不是蟊贼，不是爬虫，而是一个普通的文艺战士，一个有所贡献、受了伤的文艺战士”。其中他对《艳阳天》、《金光大道》的肯定性评价（称“真实记录了那时的社会和人、那时人们的思想情绪”），再次引起了广泛的争议。（2000年出版《浩然口述自传》）

“文艺绿化”的旗手
   
    刘国震是中国诗歌协会会员，他从小受浩然作品的熏陶，两人于是开始了书信往来。2001年初春，刘国震前往河北三河市拜访慕名已久的老作家浩然，之后刘国震写下了《正气浩然颂苍生》一文。在刘国震的文章中，他特别写到了浩然晚年为培养和扶持农村文学青年而实施的“文艺绿化”工程。
   
    1986年秋，花甲之年的浩然拖着多病之躯，到北京东部的河北省三河县定居。“在深入生活为新时期农村纵情讴歌的同时，一如既往地视培养文学新人为己任”，于1990年6月倡导建立了三河县（1993年撤县设市）文联，创办并亲自主编了《苍生文学》季刊。刘国震在文章中写道：“浩然义无反顾地举起了农村文艺绿化的旗帜，在贫瘠的文化土壤上播撒下绿色的文化种子，使一棵棵文学小苗破土而出，绿意浓浓。”
   
    据刘国震的文章讲述，《苍生文学》的每期稿件，浩然都认真审改、严格把关。即使在1993年和1996年两次突发脑血栓住院期间，他还执意要来刊物需审定的稿子，认真细致地阅读修改。刘国震曾见过几篇他为青年作者修改习作的手稿，那从文字到标点符号的不厌其烦的精心修改润色，令人叹服和深为感动。为了集中精力培养青年作者，他不得不拖延乃至放弃了许多自己的创作计划。到三河定居十多年来，他拖着病体先后接待了600多名业余作者的求教来访，亲自走访了市内和周边县作者150多人次，光是对业余作者进行指导、帮助的回信，就达50多万字。在浩然的关心扶植下，三河市先后有160多名文学新人脱颖而出，陈利争、朱立弘、阎少先、张桂茹等十几名已在文坛崭露头角的青年作者出版了自己的作品集，并被中国大众文学学会和河北省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改变了三河自唐开元四年建县以来未出一个作家的历史。他克服重重困难筹划主编的《文艺绿化丛书》、《北京泥土文学丛书》、《三河泥土文学丛书》、《潍坊泥土文学丛书》先后将一大批土生土长的青年作家推向全国，为许多有才华而出书无门的文学青年圆了出书梦。
   
    晚年的浩然长期病魔缠身，刘国震写道：“即使是疾病缠身，他仍在乐此不疲地为他的‘文艺绿化’工程默默奉献，不辞辛苦地应邀为文学青年作序、写评、看稿、题字。浩然曾说，‘我自己就是历尽艰难从农村业余作者成长为作家的，我深知文学青年最渴望最急需有人伸出热情的手给予扶持。我现在有了这样的能力，就要竭尽全力，悉心呵护这些有希望成为文学绿树的小苗。’”

刘国震：浩然是一个悲剧人物
 
    刘国震几乎读过浩然的所有文章，并写过两篇拜访浩然的文字，《正气浩然颂苍生》和《痴心“绿化”魂系苍生》。浩然逝世以后，刘国震更是在博客上发表了题为《百万苍生哭浩然》的博文，文章可谓情真意切。伴随着浩然的死讯，关于浩然的争议再次成为了人们的话题。那么，把浩然当作偶像的诗人刘国震，又是怎么看待这些争议的呢？

对浩然作品的争议
   
    对于记者关于怎样看待对浩然的争议的提问，刘国震说：“对浩然的几次大的争议，主要是围绕两个方面。一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浩然的表现，特别是他与江青的关系；二是对浩然表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农村生活的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的评价。我看过某些人的文章，已经远远超出了学术探讨的范畴，而成为人身攻击和不折不扣的毁谤。特别是一些捕风捉影、歪曲事实、政治观点又有错误的文章，发表以后谬种流传，影响恶劣，表现了某些评论者的不严肃。对浩然的争议，不只是评价浩然及其作品的问题，还涉及到如何正确地看待历史、看待一个特定历史时期文学艺术的大问题。《艳阳天》和《金光大道》前者出版于文革前，后者出版于文革中，前者表现的是1957年麦收前后京郊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斗争生活，后者描写的是从建国到1956年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全过程。《艳阳天》和《金光大道》都有其历史局限性，打上了时代的印记。但它们所取得的创作成就和产生的深远影响是不容抹煞的，可以说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对于《金光大道》，自文革结束后，历年出版的‘当代文学’史之类的图书大都给予基本否定或全盘否定的论断。但我的看法是，这部作品的局限与缺点多年来已被说得很多了，甚至说过头了。但它的艺术成就，似乎还没有人认真地进行过分析与研究。在文革中的七十年代，浩然的作品受到主流媒体的推崇，可以说是大红大紫。官方的推崇可以把你捧得很高，但无论是谁也无法强迫读者喜欢一个人的作品。浩然那时的许多作品，许多读者是发自内心地喜欢的，至今仍留有美好的印象。”

浩然对争议持何态度？
   
    那么，浩然对这些争议又是持何种态度呢？刘国震回忆：“文化界几次关于浩然的争议，特别是个别人在某些媒体上对浩然的攻击乃至谩骂，或在社会上散布的一些流言蜚语，无疑对浩然是一种精神上的戕害。但他面对非议乃至诽谤，不是以牙还牙地撰文反击，也不是打官司状告那些人‘侵犯名誉权’，捞取点‘精神赔偿金’，再顺便炒作一把。他的性格和修养使他不肯那样。但是他是一个悲剧人物，他对文学事业的痴迷与执著，以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心灵戕害以及精神压力，透支了他的身体，摧残了他的健康。他享年76岁，但有五年多，他昏迷于病榻，过着漫长难捱的日子，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还有什么能比口不能言、手不能写更可悲的呢？在我和浩然先生有限的几次接触中，谈到一些媒体刊载的某些攻击他的文章，他总是沉默寡言，没有表露出激愤的情绪，对于某些尖锐地批评讥讽他的认识或不认识的作家，也不曾以牙还牙地予以贬损。但看得出，他的沉默中包含着些许不被理解的苦闷与无奈。但当告诉他某人在某报发表了一篇为他仗义执言的文章时，他明显地面露欣慰之色，甚至会用一个孩子般的憨厚天真的笑脸来表达他的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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