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年春节开始，山西吕梁市纪委和监察局通过移动通信平台，每天向全市1113名处级以上干部发送一条廉政教育短信，以营造浓厚的廉政文化氛围。为使廉政短信能发挥更大的辐射效应，吕梁市主要领导带头自编廉政短信并署名发送。（据新华网）
不可否认，市级领导亲自编发短信，在一定程度上既表明了对反腐倡廉的决心和信心，也表明了对广大干部的关心和爱护。但在笔者看来，与儒家思想中的“圣人”治理天下的理念以及老百姓对“包青天”、“海青天”的期盼如出一辙，领导编发“廉政短信”也是将反腐的希望寄托在管理者的道德水准上，似乎只要管理者的道德品质过关了，一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这种想法其实是不切实际的。
对于贪官来说，在腐败现象没有被根除的背景下，绝大多数的贪官都会抱有一种赌注心理，会产生一种自认为有可能规避法律风险的自信和评判。如果腐败的风险很低，如果执法不严、监督不力、有案不立、有罪不究，同样还会有人万蝇逐臭、前“腐”后继的。更重要的是，被囚在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没有动力去解决这个事情，他们的行为没有成本，当他们出卖公共利益的时候，他们是很容易逃避惩罚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这样论述过：“资本家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死的危险。”
人都有经济性的一面，都是趋利避害的。当一个人失去约束力的时候，他所考虑的首先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不可能高尚到去考虑社会和公众利益的最大化。将公共利益寄托在一个失去约束力的个人或团体的道德自律上，这显然不是唯物主义者的态度。
事实证明，建立健全各种法律法规，堵住体制上的漏洞，同时保持监管和查处的高压态势，对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让那些心怀不轨的人失去腐败的机会和条件，更让那些铤而走险的人付出惨重的代价，这才是防腐的“杀手锏”。鉴于此，只有建立起一套系统的、科学的、有效的制度，才能有效地约束人们的行为，有效地防止权力滥用、不正之风和消极腐败现象；才能使反腐倡廉工作真正做到有序而有效地开展，才能使得对领导的监督不再是“牛栏关猫，进出自由”。相反，不在这些环节上面下力气，而把反腐的期望寄托于领导干部及其配偶身上，无疑是主观的“乌托邦”思维，是于事无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