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打劫银行”计划书能锻炼学生能力?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文秘专业的何老师，两周前要求学生写一份“打劫银行”的计划书，称目的是锻炼文科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的人力资源配置能力，而学生们则普遍反映作业题有创意，能从中得到启发。(《信息时报》3月20日)

正方
不必把计划书泛道德化

    “打劫银行计划书”已然走出课堂，成为摆在全社会面前的一道难以是非立判的判断题。难就难在，当这道题目与道德问题纠结在一起，解答起来就颇费踌躇。

    “打劫银行”毫无疑问是重大的刑事犯罪，而老师却要学生写一份这样的计划书，还要在课堂上公开讨论，师生“密谋”以求做到滴水不漏。如此这般，难免让一部分道德敏感的人们惴惴不安——这岂不是涉嫌教唆犯罪？而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的道德免疫力足够强大，我们似乎也有理由说，这仅仅是一份作业而已，不必上纲上线、夸大演绎，以免曲解了这么好一个课堂创意。由此不难看出，对这一事件的认识分歧，在于我们是站在道德立场上还是教学立场上去判断。

    那么，到底站在什么立场上更恰当呢？其实，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学生。我们看到，对何老师这份具有想象力的作业，他的学生们普遍感觉“有创意”，“能从中得到启发”，有不少学生网民甚至在新闻留言中流露出钦羡之意：“我怎么没遇到这样的老师？”显然，这些话已足够说明问题。何老师是坦荡的，学生们是认同的，双方都没有把这份作业与“犯罪”联系起来。如果我们非要把这份作业泛道德化、甚而大加挞伐，首先不答应的我想将不是何老师，而是他的学生们。原因很简单，我们太过轻视了学生们的主体性，无礼地把他们视作一个个毫无是非判断力和道德意识的、被老师的“魔弹”一击就倒的“活靶子”。换作是你——一个身心健全的人，你会答应吗？

    无数的事例证明，道德有时候就是一种软暴力，在自鸣得意的“崇高”背后往往是社会的伤痕累累。像“打劫银行计划书”这样的事情，固然可以从道德上去讨论，但也请不要仓促、无端地进行道德定性。我们的眼睛不能老是盯着“打劫”两个字，而看不到“计划书”，更不能动辄就抄起道德大棒睥睨众生，却看不到课堂上热情洋溢、心怀坦荡的讨论。(张若渔)

反方
某种教育思想破产的象征

    我倒不担心有学生会拿这些精心设计的企划书去付诸实施。如今大学生们的道德水平虽有参差，但起码的知识水平当在社会平均线以上，基本的法律和知识理性能让他们认识到“这个主题很搞笑”。毕竟抢劫银行即使在犯罪这一行当里也属高风险，一般人不会疯狂到手持一本完美的企划书就敢抢银行。

    在我看来，这样的创意并无太大价值，而且是某种教育思想破产的象征。何况这创意还是“拿来”的。

    我们身处一个如此渴望创新与创意因此点子和概念满天飞的社会，象牙塔中的教育当然也不甘平庸与乏味。比如这位高校教师，或许是出于教学压力下的课程革新，或许为了吸引学生们不再新鲜的胃口，以“打劫银行”这样耸人听闻的题材作为“锻炼学生思维”的教案。培养学生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固然是教育的重大目标之一，但更重要的是教育学生如何把握并运用这些能力，尊重普遍价值，实现个人与社会福祉的共进。学生课程设计因此显得格外重要，理应科学而严谨，并贯穿着基本而恒定的教育思想及价值观，比如遵守规则、尊重生命、反对暴力、维护正义。

    而“打劫银行”教案难以绕开上述价值诘问。比如遇上反抗者开不开枪？如果被警方包围是否劫持顾客作为人质？即使只是纸上谈兵，完美的“企划案”也对此避而不谈。

    新闻中有一段对话意味深长。“老师：你们怎么能从前门穿过柜台呢？学生：用刀砍啊！(笑)老师：太暴力了。如今讲求和谐。学生：既然讲和谐，为什么还写抢劫银行的企划书呢？(一阵议论)老师：你们的技术含量太低，也不要动不动想杀人，如今是讲求高科技的。”“抢劫”，可惜却难以自圆其说。

    这样的教案从专业角度也令人生疑。学生的人力资源配置能力，是否真能在这样的教案中得到锻炼，又是否只能从这样的教案中获得。如果说越世俗越新奇才能吸引学生兴趣，那还不如让学生讨论“如何调动身边的人力资源获取一名异性芳心”之类。(徐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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