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已经披露的银行年报中，某商业银行董事长以2285万的年薪，创下了国内银行高管薪酬的新纪录。其他数家商业银行的高管也以动辄数百万元的薪酬，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关注。不仅如此，在金融机构中，中国平安董事长马明哲每天收入18.12万元，高达4616.1万元的年薪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议。（4月8日《21世纪经济报道》）
金融机构高管的天价薪酬在不断地突破公众的心理底线。
在这样一个让人几乎窒息的“高薪时代”压力之下，“国内银行高管天价薪酬引发决策高层关注”令人期待。笔者认为，“国内银行高管天价薪酬引发决策高层关注”是正常的，是顺应民意而为。而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决策高层关注”之后的走向与回应。笔者认为，金融高管天价酬薪，使建立回应型政府和实施适应性管理，成为一种必然要求。公共管理学者斯塔林认为，回应一词是指公共组织快速了解民众的需求，不仅包括“回应”民众先前表达的需求，更应洞识先机，以前瞻主动的行为研究问题、解决问题。
建立回应型政府和实施适应性管理，更多的时候体现在应对公共突发危机，比如非典就是例证。但是在一个常态的社会管理中，同样需要建立回应型政府和实施适应性管理。在金融高管天价酬薪为坊间千夫所指、人人喊打的境况之下，公共管理部门理应及时了解民众的需求，第一时间对公民和坊间的质疑作出及时的和负责任的反应，并进行“适应性管理”，而不是一句“决策高层关注”之后就不了了之没了下文，任由高管们继续以合法的名义瓜分社会财富。公众对天价酬薪的关注需要回应。天价酬薪愈演愈烈呼唤“回应型政府”。在金融高管天价酬薪问题上如此，在其他公共空间热点问题上亦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