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记：只要群众能吃饱 让我坐牢也情愿

时任董干公社书记、包产到户的带头人姚胜发讲述30年前的那场改革

敢字当头 文山董干公社悄悄分田到户 继续征集云南改革记忆

    1978年，新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但地处祖国西南的云南，仍然春寒料峭。十余年的动乱，严重阻碍和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很多百姓还吃不饱饭。特别是文山州边境一带，很多群众一年有三四个月断粮，不少人不惜冒着风险偷越国境到境外买粮。1979年初，文山州麻栗坡县董干公社，一场分田到户的改革正在悄悄进行。这场旨在解决群众温饱问题的改革，虽然没有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按“生死手印”那样惊心动魄，但其影响力同样值得我们铭记在心。

    “董干这么大一个公社，就是派一个县委常委来，也未必能管好。”

赶热集群众找干部要吃的

    1978年9月，姚胜发到麻栗坡县董干公社当副书记。

    董干公社——这个麻栗坡县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地理位置最偏远的公社，当时正面临着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全公社三万多人年年粮食不够吃，要靠国家返销的救济粮才能熬过三四个月的断粮困境。1977年粮食大面积减产，更让该公社雪上加霜。“董干这么大一个公社，就是派一个县委常委来，也未必能管好。”当时公社干部的一句牢骚话，让姚胜发老人至今记忆犹新。

    这年8月份的一天，麻栗坡县委书记李新富（音）找姚胜发谈过一次话。“董干是个大公社，吃饭的问题一直没解决，你把董干的工作搞好了，就等于搞好了全县工作的三分之一。”姚胜发深知责任重大：“书记您放心，我决不辜负您的期望，一定把董干公社的粮食产量干上去。”

    几天后，姚胜发走马上任。此时，他眼前的状况是：公社人均只有一亩多耕地，而且一半以上的耕地挂在石旮（gā）旯（lá）的陡坡上。海拔高、日照短、气温低、土地瘦、产量低，百姓俗称“冷董干”。1977年的粮食减产，导致人均缺粮一百多斤，次年国家返销了356万斤粮食到该公社才勉强糊口。

    当时已43岁的姚胜发很清楚肩上担子的分量。如何让三万多人都能填饱肚子，成为他朝思暮想亟待破解的一个难题。而这个问题，同样也是当地百姓最渴望政府解决的——哪怕只是一天两天、十天半月的口粮。当时，公社所在地有个集市，每隔六天就有一个热集。热集这天，四面八方不少来赶集的群众，也会顺便到公社政府找找领导，看能不能要点吃的。

    刚到董干一个月，姚胜发就当上了书记。前任书记临走前告诉他一个“诀窍”：“每逢热集这天，你一大早就出去，等到罢了集再回来。”姚胜发拒绝了这个建议：“老百姓走几十里路大老远赶来，有的人为了见我们，还要把家里的小孩、猪牛啊交给别人照料，我们这样做对得起他们吗？” 

    于是，每到热集这天，姚胜发就在公社里买好茶叶烧好水，泡着茶等着百姓来，跟他们了解情况。

    一个问题经常浮现在姚胜发的脑海里：“解放思想，究竟该怎么来解放？”

土地承包群众积极性超意料

    原省委副书记，时任文山州委副书记兼政协主席的赵廷光，在一篇回忆董干公社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文章中，对当时的情况作了介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很多农村百姓也开始对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产生了怀疑，要求对农村生产关系进行调整的呼声日渐高涨。然而，由于当时省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却抱着“等一等、看一看”的态度，使云南农村的改革始终没有迈出实质性的步伐。

    1978年底，因为粮食缺口太大，董干公社的情况引起了文山州和省里的重视，先后派人来了解情况。当时上任才三个月的姚胜发将董干公社的情况如实作了汇报。此后，上级政府也没有再追究此事，但姚胜发并没有“事不关己”的轻松感。

    不久后，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文件发到了各个公社里。那时候还没提“改革开放”，只是说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于是，一个问题经常浮现在姚胜发的脑海里：“解放思想，究竟该怎么来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