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俊杰
他经常出现在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与白岩松、水均益等最著名的央视名嘴纵论国际风云、天下大事，他是国内最权威的欧洲问题专家之一，这个叫赵俊杰的云南人，这个曾被妻子戏称为“脑子不开窍”的“笨人”，如今已是权威的欧洲问题专家。
自称是
“汉白玉的结晶”
1981年9月，出生于云南昭通的大理人赵俊杰考进北京大学国际政治学系。这个专业是父亲帮他定的，父亲的想法很具有当时的“时代特色”——希望儿子能更好地报效祖国。父亲是大理白族，母亲是汉族，所以赵俊杰很骄傲地说自己是“汉白玉的结晶”。
其实，他的选择很多，但都和政治无关：他的地理成绩是当年云南省第一，历史是第二，数学成绩也好，采矿和新闻摄影专业也都喜欢。那年北大在云南只有5个名额，能成为这1/5，显然是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不足18岁的赵俊杰怀揣着整个家族的“光荣与梦想”从昭通市（当时称地区）昭阳区出发了。当时连铁路都没有，公路很糟糕，长途客车摇了三天才到昆明。之后转火车，踏上了进京的三天三夜的漫长路程。
这是小俊杰第一次出远门。由于趴在窗前吹多了风，他头痛欲裂，发起了高烧。到北京站后，他迷迷糊糊地下了火车，转公交车去北京大学。车过天安门时，他兴奋得忘记了所有的疲惫。 “你猜我看到了什么？夕阳下的天安门，它是那么巍峨、雄伟！当时我内心真是激情澎湃啊！”赵俊杰回忆。
在集中了全国最精英生源的北大，在云南省内“称王称霸”的赵俊杰就显得有些平常了，尤其是他的英语水平，几乎排在班里的最末，这甚至让他被分进了慢班。“我受到了强烈刺激，为什么其他同学能学好英语，我就不能？”于是，他开始对英语发起强攻，到大三时，他的英语成绩突飞猛进，一直到勇夺“NO.1”的排序。
结良缘
同窗成为老婆
妻子王平贞与赵俊杰是在北大读本科和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硕士的同窗，整整七年的相知、相惜，让他们终于走到了一起。如今，王平贞已经是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硕士生导师，大校军衔。他们感情甚笃，相敬如宾。
刚进北大时，广西姑娘王平贞的学习比赵俊杰好。大二那年春节，大多数同学都回家了，剩5个人留守在系里，这其中就包括当时关系尚很平常的赵俊杰和王平贞。某日一起聚餐，王突然对赵冒出一句：“你们云南学生怎么回事，是不是脑子不开窍？”
赵俊杰脸上立即像火烧一样难受。这是上北大后第二件对他刺激很大的事情。
想起这个记忆深处的细节，赵俊杰望着妻子，带着一种憨憨的表情开玩笑地问：“当年你真觉得我很笨吗？”王平贞笑而不答。
事实证明，这实际上成为了他发奋学习的最单纯的动力之一。而这种学习的态度，更让他赢得了一种意外的收获——爱情。
关系挑明前，他们经常一起到北大图书馆看书。当时图书馆要办阅览证，没有证的就可能没有座位，而赵俊杰就属于没有证的那种。一到晚上，他就拜托王平贞先去图书馆多占个位，随即他很快就会出现，挨着王坐下——当然，这种情况他并不一定是为了看书。
某日清晨7点，同学们在图书馆外排队等候，人太多，有人想插队，拼命挤，猛然，尖锐的玻璃碎裂声炸响在人群的喧哗之中——排在最前面的同学竟挤破了图书馆的玻璃门，穿门而入！
受伤的同学一脸鲜血，让赵俊杰记忆犹新。那真是一个求知若渴的年代，赵俊杰和女友在北大畅饮着知识的甘露。
现在是
欧洲问题权威专家
关系确定后，两人双双转到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硕士。1988年，赵俊杰硕士毕业后继续读博士，1991年获得博士学位，被引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成为该所的第一位博士。
第二年，他被下派到河北省迁西县挂职，当一个镇的党委副书记。他把这次挂职看作是高级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的一次难得的历练。
回到社科院，赵俊杰研究的核心领域锁定为中欧关系，兼顾许多焦点的国内国际政治问题。为更好地融入风云突变的国际政局，1997年至1998年期间，他前往美国做了一年多的高级访问学者，“做国际问题研究，决不能只停留在纸上，空头理论毫无意义。”
回国后，赵俊杰“欧洲问题专家”的锋芒渐渐显露，开始频频受邀给一些报纸撰写国际观察类文章。稍后，中央电视台几档著名的时政类和国际类栏目频频请他去担任嘉宾。每每国内和国际上发生令人瞩目的大事件时，总是能见到他在央视演播室或一些主流媒体上激情满怀地发表宏论。
今年三月下旬，当法国总统萨科齐发表“可能抵制奥运”的言论时，赵俊杰在《环球时报》上分析指出：“此次法国总统萨科齐发表抵制北京奥运言论，可能是出于国内民众的压力。现在中欧关系正处于敏感的拐点期，就好比晴空万里但偶尔也会飘来几朵乌云。但这几朵乌云是否会下雨，那要看双方是否可以保持理智和克制的态度。”
奠定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后，我国政府相关部门多次指定由赵俊杰执笔为最高领袖撰写长篇的政论和小结性文章。于是，便有了《江泽民与中国外交新格局》等篇幅均在数万字以上、发表在最核心的中央级刊物上影响巨大的长文。
□ 对话
日本学美国
只学到外形而没学到精华
新报：您是国际问题专家，我们来聊聊一些国际关注的问题吧，先来说说二战对当今世界格局的影响。德国也是二战战败国，但德国对二战的态度很积极，与日本截然相反，您觉得德国为什么就能做到这点呢？
赵俊杰：二战历史虽然并非我研究的主要方向，但我还是非常关注。德国和日本都是军国主义的毒害国，德国的军国主义可谓“历史悠久”。德国确实是被打怕了，它深刻地认识到了德国对欧洲是有罪的，包括他们的老祖宗，打到最后都会输得很惨，但他们输得心服口服，对于他们参与发动两次世界大战这种人类史上最大的人为灾难，有着深刻的反思。另外一个原因，我想是认识到了，这样打下去，会影响到整个欧洲在世界上的地位。为什么战后会有欧洲联盟的思想和趋势出现呢？就是强烈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欧洲必须联合起来。
新报：那么日本呢？这些年来，日本总在制造一些摩擦，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和中日两国的关系。
赵俊杰：日本在二战中败得很不甘心，许多日本人都相信一点，要是没有美国那两颗原子弹，日本是不会战败的，或者不会败得那么惨。日本认为那是美国的实力，它认可，但它不认可中国的实力，连当时苏军的实力它都不认可，虽然上百万苏军几乎一夜之间就打垮了日本的关东军，但它还是不服，觉得这些都是投机取巧。所以战后日本全盘移植了美国发展经济的体制和框架，但它移植了人家的外形，却没学到精华。
我觉得日本的军国主义，在战后重建这些年其实是进一步得到了张扬，而不是真正被压制下去了。美国虽然把民主、法制给了日本，但远远没做到让日本真的洗心革面，所以日本才得以保留了一些军国主义的余孽。比如，如果美国当初认识到靖国神社就是军国主义的东西，不允许日本保留，采用一些外力去压制去控制这个东西，那么靖国神社这个东西是不可能存留至今的。
新报：日本这样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它的政府首脑更换得如此频繁，究竟是为什么？
赵俊杰：从根本上说，不见得只有一个稳定的政府才能把经济搞上去，也就是说，二者并不一定成正比。日本表面学到了欧洲的“三权分立”，表面是民主的，但实际上是集权专制的一个国家。日本是一个党内有派、派内有党，斗争非常激烈的政治体系。日本的经济其实已经开始衰败，而且，近期不太可能走出这个衰败的影响。
□ 人物档案
赵俊杰，白族，1963年11月4日生于云南昭通，高中毕业后求学于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中央电视台国际问题专家组成员，经常在央视国际频道担任嘉宾，纵论欧洲局势、亚欧关系、中欧关系、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等重大国际话题。经常应邀在解放军总政治部、总参谋部、总后勤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云南民族大学及相关政府部门举行国内外形势讲座。著作有《江泽民与中国外交新格局》、《江泽民与统一战线新格局》、《21世纪的欧盟经济发展战略》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