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接见作者的父亲切斯特·朗宁
中国正在用普通个体的故事撰写历史，但一个国家的发展不能光依靠13亿人口的个人梦想，还必须配之以法治的政治体系。伴随着奥运会和改革开放30周年的到来，中国正登上世界舞台的中央。为此，5月份的《美国国家地理》用整本杂志推出了中国特辑，从文化、地理、经济、环境等各方面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解析。这是该杂志近20年来的第3本国家专辑，虽然里面仍有一些无法避免的西方意识形态，但相对而言仍是一份比较有分量的报道。
本文原载于1971年12月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作者奥戴丽·朗宁·托平，是第一个把中国的秦始皇兵马俑进行报道到西方的人，她曾陪尼克松访华，多次采访过周恩来、邓小平等政要。这篇报道中，奥戴丽详细描述了中国解放前后的巨大变化。《美国国家地理》今天重新刊载这篇文章，似乎在暗示着中国正在经历新一轮的变革。
一个星期以来，姐姐西尔维亚每天早上醒来时都会用惊讶的口气说：“呀，我们已经在中国了！”她和我都知道，这听起来很天真，但我想我也会这样做的，只是西尔维亚总比我起得早。
外人很难体会我们内心的感受，中国几乎是我们祖辈的故乡：爷爷奶奶在这里度过了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爸爸出生于此，西尔维亚和我的童年都是在中国度过的。再次回到中国，我们急切地想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我们的第一感觉是，空气里似乎被充了电，到处都有工作可干，中国人正热火朝天地忙碌着。
我们是和父亲切斯特·朗宁一起回来的，他是加拿大外交官。受老朋友周恩来的邀请，父亲在20年后又来到了中国。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去湖北省樊城，为奶奶汉纳·洛勒姆·朗宁扫墓。她和爷爷哈沃尔·朗宁都是路德教会的传教士和老师，年仅36岁的奶奶1907年死后被埋在了樊城，只留下了爷爷和他们的7个孩子。
我们的旅程是从香港乘火车开始的。在罗湖桥，我们下了车。海关大楼上的红旗迎风飘扬，两个解放军战士手握带刺刀的步枪，好奇地看着我们。
“你好”，我向他们打了个招呼。
他们脸上露出了笑容，回答了一声“你好”后，指了指通往海关大厅的路，大厅门外挂着一张毛主席的巨幅彩色画像。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代表楚秋生接见了我们，他负责陪同父亲展开这次中国之旅。在吃了一顿中国美食后，我们登上了前往广州的空调列车。坐在软软的座椅上，居然还有茉莉花茶品尝。父亲上一次在中国是1951年，他对此有点吃惊：“我记得当时的客运列车更像牛车，卫生状况糟透了。”
火车进入广东省后，父亲还惊奇地发现送茶的女服务员以及南方乘客都在讲普通话，而不是广东话。在以前，会讲普通话的南方人都是富人或者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当父亲和一位服务员交谈时，所有人都盯着他看，因为这个灰头发老外居然讲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气氛一下子随和起来，大家开始互相开玩笑，他们还给父亲出谜语。
旅途中，父亲向其他人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他1894年出生在樊城，当时还是清王朝统治。12岁的时候，父亲去了美国，然后是加拿大，并在那和母亲伊嘉·霍特结了婚。随后，他带着妻子和年幼的西尔维亚回到中国。1922年到1927年间，中国军阀割据，父亲在樊城和北京教过书，后来迫于战乱回到加拿大。1945年，他以加拿大外交官的身份再次来到中国，并呼吁国际社会承认共产党政府。但当时爆发的朝鲜战争打乱了他的计划，大使馆关闭后父亲返回了加拿大。
1971年6月，学生们在北京长安街欢迎罗马尼亚领导人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的来访。
在广州下车后，我们被一群友好的中国人围住了，他们都好奇地盯着我们。当我们对着他们笑和打招呼时，他们也立即表示了欢迎。父亲认为这是一种令人愉快的改变，要是在以前，包围我们的很可能是一群饥饿的乞丐。
我理解父亲的愉快心情，因为我对旧中国的印象也非常深刻。那是1946年的除夕，妈妈带着妹妹美美、杰伊、弟弟哈蒙和我坐船去上海看爸爸。
爸爸在岸边等着我们，那里挤满了小贩，很多孩子伸着小手在乞讨。一个码头小工从杰伊肩膀上抢走了她的皮包，转身就跑。爸爸追了上去，弟弟哈蒙跟在后面大喊：“站住，小偷！”很快，我们全家都加入了追捕的行列。小偷迅速转头看了一眼，跟在身后的外国鬼子也太多了。于是他把皮包扔向空中，自己则消失在了人群里。
随后，我们坐上黄包车，穿过嘈杂的街道前往中华酒店。很多乞丐跟在身后，有几个脸上还有伤疤。当时12岁的杰伊没有那么多硬币给他们，马上就被打了一耳光。但当我们走进上海这家最豪华的酒店后，就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里面的人都锦衣玉食。
随后的两年里，我们和其他外交官住在南京，我进入了南京大学学习。当时仍处于战乱年代，每天早上坐人力车去上学的时候，我几乎都能看到尸体，有的是饿死的，有的是病死的，有些尸体经常放好几天都没人认领。到了晚上，我却能出席晚宴和外交舞会。对比一下穷人和富人的生活，我就预感到中国的革命是不可避免的。
如今的广州，中国人面目一新。
工业化正在加速，但不是很快。和香港满大街的汽车相比，广州种着行道树的宽敞大街令人吃惊，大多数人都是步行，少数人骑着自行车或推着小车。除了卡车、出租车、公务车和公交车外，小轿车很少。黄包车已经被禁止了，但还有载客三轮车。城市里到处都是毛泽东的画像，标语则敦促人们保持城市的清洁、不要随便乱扔垃圾，不要随地吐痰等等。这些警告似乎很起作用，因为大街的确很干净。
我们从广州乘坐一架苏制伊尔18飞机飞往北京，正好赶上了五一劳动节。那天晚上，我们接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通知，于是就去了人民大会堂。五一节的烟花声和音乐声依然在耳边回响。
我们走进大会堂的大门后见到了周总理，他穿着灰色中山装，胸前别着一枚写有“为人民服务”的毛主席像章。他握着父亲的手，对他回到中国表示欢迎。
周总理和父亲喝茶聊天的时候，我安静地坐着，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个传奇人物。真令人难以置信，这个温和、英俊的73岁老人居然是长征的领导人之一。
周恩来称父亲为老朋友，他们回忆了以前的几次相见。父亲说，如果周总理能去加拿大，他会亲自下厨做几道中国菜。周总理感谢了父亲的盛情，然后问道：“你们那里还能吃到鱼吗？或者有没有鱼因为污染死亡？”
父亲回答说，加拿大仍有很多鱼，但污染的确是个大问题。周总理对此比较感兴趣，他说：“发达的工业国家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污染，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也正在工业化，能够从其他国家身上学习经验，就能避免发生类似的问题。”
我后来在大多数中国城市呼吸着新鲜空气时，就常常想起周总理的这番话。我想，中国没有污染很大程度上应该是归功于排放烟雾的汽车很少吧。
学生们在故宫欢庆五一劳动节
第二天，周总理又请父亲共进晚餐，然后就带他到天坛门顶的阁楼上看烟花。在这个节日里，爸爸还看到毛主席露了10分钟的面。
西尔维亚和我站在大门附近，看着天空灿烂的烟花和地上的人山人海。
父亲后来告诉我们，烟花表演和这么多的群众都让他感到很兴奋，因为他从中察觉到了一种新力量的崛起。
任何一个到过现代中国的外国人都不会忽略这股力量：人民力量。近8亿的人口都在想同一件事，读同样的书，谈论同样的话题，穿同样的衣服，过着同样的生活。巨大的变化让人们没有空余时间去想其他的事，在“毛泽东思想的武装下”，他们认为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他们能用汤匙撬动大山，能将沙漠变成绿洲，能改变河道，乘风破浪。这一切，都靠人民的力量。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这种力量是巨大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南京修建长江大桥时，原本只有6000名工人在干活，但却有5万名士兵和志愿者前去帮忙。
没有人比毛泽东更了解人民的力量了，他在1958年写道：“除了其他特点外，中国人民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他们‘是贫穷和空白’的。”这听起来不是件好事，但对新中国却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因为贫穷让人有变革和行动的欲望，而在一张空白的纸上，你可以写上最新最美丽的字，可以绘制最新最美丽的图画。
但有时候，挥舞画笔的艺术家也会碰到麻烦，比如1966年发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过，许多中国农民却是通过文化大革命获得了识字的机会，许多人的第一本甚至唯一一本书就是“红宝书”。
对中国人来说，毛主席的智慧是一种安全感和财富。30年来，我们接触到的所有农民和工人都说，毛主席为社会发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我从来不担心我的孩子，我知道他们将永远不会挨饿”，在上海工作的一个妇女说。几乎所有人都相信，如果毛泽东思想被研究并正确应用的话，一切问题都能找到解决方案，包括粮食增产和治愈耳聋。在北京聋哑人学校，宣传部的一个成员王晨英对我说：“我们的医生以前说，聋哑是不能治愈的，但没有什么是不能医治的。毛主席教导我们，如果我们了解了问题，就能找到办法。”
在这样一种主流思潮里，中国人声称他们发现了治愈聋哑的办法。1968年，一个军方医疗队开始应用针灸疗法治疗耳聋。王晨英解释说：“毛主席说，‘如果你想知道梨的味道，你必须亲口尝尝。’我们在自己人身上尝试针灸，以寻找正确的下针部位。我们有时也担心会伤到自己，但脑袋里装着毛主席‘为人民牺牲’的思想，我们继续试验。”如今，王说，在一年的试验中，学校里90%的学生有了一点恢复听力的迹象。“当听力恢复后，我们教他们说话。不要一年，238个学生中就有11个完全痊愈了，我们要感谢毛主席的教导。”
随后，我们受邀去汉口，并看到了令人吃惊的手术。这是毛泽东思想激发的另一项创新：只用针灸作为唯一的麻醉手段。我们观看了一个开胸手术和从一个54岁妇女喉咙中割除肿瘤的手术，一切都是真的，他们并没有使用麻醉药，只有针灸。
那个外科医生名叫楚瑜框，他在女病人的喉咙上开了道口子，手术过程中，病人一直处于清醒状态，但没有疼痛的感觉。楚医生割完肿瘤缝好最后一针后，女病人居然就坐起来吃了瓣桔子，接着在没人搀扶的情况下独自离开手术台，对外科医生和另外两名针灸医生说了声“谢谢”后走了出去。她还向我们这些观看的人微笑和挥手，脸上一点苍白的迹象都没有。
另一个名叫楚发姿的医生向我们解释说，两枚针被扎在病人两只手腕的穴位上，麻醉了肿瘤所在的区域。手术过程中，针灸医生一直在捻动针，手术结束后才能拔针。对于心脏手术，除了在手腕扎针外，两只前臂也要扎。医生打开病人的胸腔后，一根肋骨和一些组织被移除，露出了跳动的心脏。女病人手术期间一直保持清醒，医生用手握住她的心脏时，她居然还能用吸管喝桔子汁，并朝我们微笑。我几乎快吓昏过去了。
楚医生告诉我们：“我们知道人身上有500到800个穴位能用来进行针灸疗法，我们知道扎某个穴位会产生的结果，但我们也不太明白其中的科学原理。”
离开汉口后，我们乘火车前往樊城。抵达樊城后，我们住进了一家舒适的宾馆。老板担心我和西尔维亚要用许多热水，叫了4个女服务员专门为我们送水。每次我们回到房间后，她们都会催我们洗澡。
在樊城我明白了一句古老的谚语：“人穷志不穷。”我们拜访了许多农民的家，大人都去田里干活了，那些在家带孩子的老人热情地向我们展示了他们的新生活。多数人家的房子都很小，是用砖头修建的，屋顶铺着瓦片。起居室里有张木制的桌子和几把硬背椅子，有些人家还有收音机或者带抽屉的柜子，两间卧室都有衣柜、镜子和炕。所有房间都很干净，尽管简陋，但他们对此很骄傲。
第二天，我们乘小船在汉江上游览，江上还有很多类似的小船。在小船上的感觉让父亲又想起了过去。1927年，他和妈妈、西尔维亚、美美和弟弟奥尔顿就是乘坐这样的小船离开了樊城。当地的英国领事也带着家庭离开了，因为时常发生针对外国人的抢劫事件。父亲请船夫载他们去汉口，船长和船员们都是“红枪会”的成员，这是当地人为了抵抗军阀、国民党士兵和强盗而自发组成的秘密组织。
在距离汉口还有一半路程的沙洋，他们遇到了一些从上游漂来、被强盗点燃的船只。船员的尸体依然躺在甲板的血泊中，因为害怕，船长不敢再前进了。
父亲他们只好在沙洋码头暂时停留。两天后，父亲和另外两个外国人去当地的电报局给汉口的英国领事发电报。回码头的路上，他们找了个茶馆休息了一下。但不久，一群学生走进了茶馆。
“看那些外国鬼子！”他们大喊，“消灭外国鬼子！打倒帝国主义！”
一时冲动，父亲突然跳到桌子上，用当地方言喊道：“你们说得很对！打倒外国帝国主义！让我们消灭他们！”
学生们露出了吃惊的表情，父亲却没有停下，他继续喊道：“我渡过太平洋，来到我的家乡就是为了这个愿望。如果我们两边夹击帝国主义，就一定能消灭它。”
人群的态度一下发生了转变，他们不仅护送父亲和他的朋友回到码头，还劝慰了船长继续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