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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地理中国特辑》选译

http://www.shxb.net [2008-4-21 9:40:07] 本报记者 李青青 译


    贝拉上5年级后,我找了一个星期五陪她度过了一整天。当天早上6点25分她就起床了,穿上裤子和一件橙色的运动衫,在脖子上戴上红领巾。爸爸妈妈忙着出门上班,早餐都忘记了做。妈妈陪着贝拉走到拐角后就离开了,贝拉叹了口气,独自走向公交车站。她说:“这是这一天内我最自由的时刻。”
            
    今天要选班干部,“妈妈说5年级当班干部是很重要的事,”贝拉说。
            
    我们在杨蒲小学下了车,这是当地一所贵族小学,每年学杂费高达1200美元,录取率只有20%。贝拉的同学都很活泼,学校里的布告栏上贴着学生们写的电影评论,比如《开国大典》和《海底总动员》。
            
    8点30分,学生们在教室里就座,准备选举。年轻漂亮的老师问谁愿意成为候选人,所有人都举手了。
            
    “这学期我要改变咬手指的坏习惯,不想再被别人叫成咬指甲王了。”一个竞选宣传委员的男孩说。
            
    “我不会再在课堂捣乱了,”一个穿着条纹运动衫、想竞选班长的女孩说:“请大家投我一票。”
            
    他们的演讲都遵循一个固定的模式:先说自己的缺点,并保证改正,最后为自己拉票。也就是自我批评的竞选策略,那些没能按照这个模式演讲的同学,首先就会被刷下来。
            
    “我的成绩不太好,因为我错别字太多,”一个竞选科代表的女孩说:“请大家投我一票。”
            
    “你错别字多,请为我投票?”老师重复了她的话,“想想漏掉了什么?”女孩终于想起来没有承诺改正,所以又补充说:“我会努力改正这个坏习惯。”
            
    贝拉竞选的是体育委员。“我是个负责任的人,我的管理能力也很好,”她说,“我和其他同学打过架,如果你们选我,就能帮助我改变坏习惯。请大家把你们的票投给我。”
            
    最终,贝拉以1票的优势获得了胜利。和学校的其他事情一样,选举通常也是以道德教育作为收尾。“这次你失败了不要难过,”老师说,“这只意味着你必须更努力,你不能因为失败就放松了。”
            
    “选举能让学生们学会坚强,”贝拉的老师卢燕随后在教师食堂里对我说:“未来他们将面临各种压力和竞争,他们需要懂得如何面对失败。”
            
    在中国,一些学校会将教师的薪酬与学生成绩挂钩,所以老师的压力也很大。贝拉的班级最近总成绩有所下降,卢燕老师就请家长们一起来寻找原因。卢燕刚从夜校拿到了本科毕业证,接下来她打算学英语。实际上,她的所有同事都在外面充电,连副校长也在周末去上教育理论课。曾经有个数学老师在进校3个星期后就被开除了,因为家长们投诉她在课堂上讲很多与数学无关的东西。
            
    那天的数学课,老师主要锻炼同学们的速算能力。体育课只是跑步,最慢的同学会被罚多跑一圈。到了中午1点半,放学了。贝拉坐公交车回到家门口,她买了支冰棒后进了门。因为周末有很多家教课程,所以周五是她完成家庭作业的最佳时间。
            
    我告诉她,在美国,没有哪个10岁的孩子会在周五下午做作业。
            
    “他们一定很幸福。”贝拉说。
            
    我认识贝拉一家人的5年中,他们的生活也不断发生着变化。他们搬进了一套3居室的房子,购买了很多外国名牌家具,还有了第一辆车——大众宝来,不管去哪都不用挤公交车了。如今,他们每周都要下好几次馆子,整个夏天家里都开着空调。12岁时,贝拉有了自己的第一部手机:价值250美元的粉红色松下手机。父母的年收入达到1.8万美元,比我们刚认识时提高了40%。
            
    物质生活提高后,世界好像反而变得更危险了。保姆偷了家里的东西后消失了,好几个朋友差点死在车祸中。有一天,贝拉的父亲看到女儿拿着一封网友的来信,随后就更换了家里的门锁和电话号码。现在爸爸每天都要亲自开车送贝拉上下学。因为他们觉得邻居也不安全。
            
    贝拉的母亲在单位要做很多管理工作,所以她利用周末去上课,准备考研。贝拉的父亲正准备更换汽车的一些配件。而他们在谈及自己时,就好像是即将报废的手机一样。“如果你不继续升级和充电,”贝拉的父亲说,“你就会被抛弃。”
            
    社会正在向两个方向流动。贝拉母亲的一个朋友不再参加同学聚会了,因为他为自己的保安工作感到丢脸。家里一个朋友开的公司破产了,他的女儿和贝拉差不多大,以前只买名牌服装,现在却开始去打折柜上买衣服。根据一些细微的差别,社会也开始被分成不同的群体。父母的一个表妹每天都没时间回家吃饭,为了把精力都放在工作上,她把孩子交给了年老的父母照顾。父亲的妹妹,现在都还没有孩子,整天就梦想着买张飞机票去哪里度过周末。他们还有个做生意的朋友,因为怀上了第二个孩子被罚款。贝拉的父母可不打算再要一个孩子,因为他们所在的国企随时可能会让他们下岗。

        
    贝拉如愿考进了一所上海重点高中,但这里的老师常常加课,很难保证5点准时放学。贝拉的英语过了3级,钢琴也过了8级。她在班上的成绩依然只是中等,但她不再相信大人的话了。
            
    她如今对班级选举嗤之以鼻。“烦人的事太多了,”她说,“老师总让你当先进,但这样一来,你只要犯错或者被降级,就会很丢脸。”贝拉喜欢好莱坞电影,特别是《星球大战》和灾难片,她常常在网上花数小时与朋友探讨侦探柯南。她想长大后嫁给外国人,因为他们更有钱也更可靠。
            
    父母不再指导她做作业了,英语口语她早就超过了父母。“她小的时候,什么都听我的。如今她会一言不发地坐着,但我知道她不同意我们的意见了,”在新房子的卧室里,母亲对我说:“我们的教育失败了。”在中国,当时大多数父母还没有反叛青年的概念。
            
    其实在整个中国社会,大多数父母在谈到孩子教育时都会感到困惑。报纸上刊登的教育专栏,常见的基本论调就是“不要强行安排孩子的未来”,但父母们很难做到。此外,一些学校办起了家长培训班,去参加的大多是母亲,偶尔也有父亲来上课,他们会互相交流教育孩子的困难和经验。
            
    与此同时,部分教育家也变得有点极端。在北京中关村第二小学当副校长的卢苏琴最近把两个5年级的男生带回自己家。“他们的父母教不好他们,所以叫我帮忙,”她解释说,“等他们学会遵守纪律后,我就送他们回去。”
            
    2006年的十一黄金周,贝拉只有一天假期。他们和其他家族成员到上海附近的同里去旅游,父亲为此租了一辆中巴车。一路上,贝拉都在看书。正在发展中的中国大地像电影般从窗边闪过,扩张的城市给乡村的鱼塘和农民3层楼的房子让了路。贝拉的母亲梦想着到郊区买套房子,“前面有个小院子,我希望退休后能住在这样的地方。”
            
    母亲也在认真考虑贝拉的将来。如果她考上一所名牌大学,就留在中国。否则就送她去国外,他们会把老房子卖了供她读书。母亲还说,允许贝拉在大学里谈恋爱。但只能在大三或者大四学生里找男朋友,不能在大一或者大二里找。
            
    “高中也不行吗?”我问。
            
    “不行,学习才是最重要的。”
            
    同里到处都是游客,贝拉一家人就像梦游一样走在院子和花园里,不管导游介绍什么都一副赞赏的表情。他们抚摸了健康长寿树,绕着一块据说能让事业顺利的石头转圈。他们没有机会停下来好好观赏一处景色,因为后面的游客总在往前推。这是一年中旅游业最繁忙的一天。
            
    回家的路上,我坐在贝拉旁边,她正埋头“苦读”一本韩国爱情小说。
            
    “里面讲的是高中学生,”她说,“3个男孩同时喜欢上了一个女孩子。”
            
    “高中生会交男朋友和女朋友吗?”我问。
            
    “当然。”
            
    “初中呢?”
            
    “有一部分。”
            
    “你有男朋友吗?”
            
    她皱了皱鼻子,“有个男孩喜欢我,但我们年级的男生都不够档次。”
            
    她想去澳大利亚上大学,毕业后就留在那。在那里,她能赚更多的钱,还能把父母接过去一起住。
            
    一些中国观察家从贝拉这样的孩子身上看到了新一轮变革的迹象,但现实是复杂的,在旧有体系内出生和成长的大部分人,更多地只会想方设法去适应,而不是改变。
            
    贝拉的中学老师张凯说:“人们对新事物的确好奇,但只会希望别人带头,自己却没有胆量。有的人也许会尝试一些事情,比如染头发或者打耳洞,但他们骨子里却是非常传统的。”
            
    贝拉现在15岁了,正在上初中3年级。她在同学中交到几个好朋友,而且也学会了如何与其他人更好地相处。学校有时候也很复杂,曾经有个同学欺负了另一个男生,被欺负的男生父母就来学校告状。据说他们有点权力,所以学校逼迫把打人的同学转到了其他班。这件事让贝拉的班级分成了两派,有些同学从此不相往来。
            
    还有一个月就要中考了。到了晚上,贝拉的父亲会把电视声音调小,以免影响女儿复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考试就像战场,即便是好朋友届时都会成为竞争者。贝拉在作文里描述了自己的压力:“我坐在初中教室里,老师让我们和童年说再见,我有种失落的感觉。幸福就像是闪烁的星星,布满了童年的夜空。我只想要更多更多的星星,我不想黎明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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