妥善处置知青返城开启中国改革之门

仅半年时间
知青基本回原籍
 
    云南省委首先跟四川省委协商四川知青的回城安置问题，四川提出：根据对知青问题统筹解决的方针，给他们交个底，不愿意留在农场的，可以随着国民经济问题的好转，逐步加以安排。1972年以前下去的知青，在近两年内采取招生、自然减员顶替、病退和协商调动等措施，有计划有步骤地调出农场。四川省委将这一意见告知云南省委的同时并向中央作了报告。四川省委的这一意见报告中央后，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批示，征求有关省、市意见，如无意见，即可批准。国家知青办再将四川省委的意见印发上海、北京市委征求意见时，上海市表示，上海这批1972年以前到农场的知青问题需要解决，但希望和中央74号文件衔接起来。上海面临安置农场知青的压力大，1979年，新疆、黑龙江等地知青提出回上海的人就需安置30万人，任务很重。因此，要解决农场知青回城安置问题但不要规定二、三年内解决，不要给他们许愿，以免今后被动。北京则不同意四川的意见。
 
    鉴于此，1月10日，云南省委召开常委会议研究解决农场知青问题，并于12日向党中央作《关于解决国营农场知青问题的请示报告》。其中提出：根据目前农场知青问题和反复做工作的情况，经过研究，我们同意四川省委向中央报告的意见，建议中央迅速作出决定，以利大局的安定。国务院后来同意了云南省委的这个《请示报告》。
 
    国务院调查组组长赵凡率领调查组深入农场，倾听职工特别是知青们的呼声，体察民情，积极开展工作。缓和了当时罢工最为严重的东风、勐捧等农场的局势，及时果断化解了临沧勐定农场千余名知青静坐绝食的行为。其后赵凡召开了各个层次、各种类型的知青、干部的调查会、商讨会，寻求解决知青罢工风潮的途径和办法。调查组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国务院知青办的名义于1979年1月18日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识青年请愿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了6条处理意见，其主要精神：把农场办成农工联合企业，适当提高工资，把知青稳定在农场；参照以往办理病退、困退的规定商调办理回城；城镇职工退休后，可以由其在农场当知青的子女回城顶替；从农场参军的知青，退伍后可以回父母所在地安置工作；城市招工时，允许到农场商调本市下乡知青；上海郊区到农场的青年，可以允许回原籍社队。国务院迅即批准了这个《请示报告》。这实际上为农场知青回城开启了方便之门。
 
    1月21日，云南省委以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的形式，邀请赵凡、四川省知青办、成都市知青办、上海知青办的同志共同研究协调解决农场知青问题。会上，有关各方就解决云南农场知青回原籍安置问题基本达成共识，但北京、上海市与会的同志不同意写明解决农场知青回城的具体时限。安平生作会议总结时明确：云南决心两年内分期分批解决农场的7万余名知青问题，凡是不愿意留在云南的，统统回原籍。走的办法，按中央74号文件精神，结合云南情况印发一个文件，提出具体实施办法，报中央批准后，立即召开有全省国营农场场长、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统一思想认识后，再加以执行。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下和国务院调查组的帮助下，在上海、四川、北京有关省、市的大力协助下，云南省委迅速草拟出了统筹解决云南农场知青问题的办法——《关于解决云南国营农场知青问题的意见》。1月25日、27日，云南省委专门召开了两次省委常委会议讨论这个草拟稿。会议在其它方面都很快达成了共识，但在解决这批知青安置问题的时限问题上仍然有不同意见（后来，为了照顾北京、上海安置知青的压力，云南在最后形成的文件中没有规定安置农场知青的具体时限）。
 
    云南省委本着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正视广大知青合理要求的原则，对《通知》初稿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又与四川省委，北京、上海、重庆市委和国务院调查组充分协商并取得他们的同意后正式报国务院。2月6日，吴庆彤电话传达国务院同意云南省委对云南国营农场知青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批示精神。于是，当日云南以省革委会的名义印发了云革发[1979]22号《关于贯彻执行中央[1978]74号文件，统筹解决我省国营农场知青及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有3个重点：一是明确规定了统筹解决农场知青的办法。即：知青中实在不愿意留下的，由原籍省、市分期分批按办理病退、困退；父母退职、退休的可由子女顶替；从农场参军又复员到原单位的可调到父母所在地安置；上海郊区的农民按上海市革委意见，回原籍当社员。要解决好这些问题，需要一定的时间。暂时不能走的知青，必须坚守工作岗位，遵守劳动纪律，做好本职工作；二是为使国营农场的职工安心工作，提高农场职工的经济待遇，规定：边境地区的国营农场职工从1979年2月起月工资由28元提高为32元，同时实行以基本工资加奖金的办法，奖励金额按人均月12元计核。农场职工的定量商品供应，从1979年一季度开始按当地其他职工同等待遇。农场职工的劳保待遇，按国家劳动部门的规定办理。农场职工有些损坏失修的房屋，省农垦总局决定先拿200万元修缮；三是知青中尚未处理的一些冤案、错案和假案，对知青中处理不当的经济问题，要求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抓紧加以纠正、解决。云革发[1979]22号文件的制定，为农场知青回城提供了政策依据，实现了广大知青和家长的心愿。
 
    云南有的农场领导干部在贯彻执行中央74号文件和云南省革委22号文件的过程中，不坚持党的原则，对极少数人的不合理要求和行为不敢批评教育、制止；有的不顾全大局，放弃职责，竟允许一些不该退职的知青也办理了退职手续；个别农场甚至非常错误地把图章挂在门外，随意让知青自己签写单位证明离开农场。此举给有关省、市的安置工作带来很多困难。云南省革委为了及时纠正存在的问题，于3月10日发出云革发[1979]53号《关于进一步做好国营农场知青工作的紧急通知》。该通知指出：国营农场各级领导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农场生产、工作秩序开始恢复的局面，必须坚持原则，大胆领导，进一步认真做好农场知青的工作。对违反规定办理退职、调动手续的，要坚决收回。 
 
    在此期间，国务院针对全国存在的知青盲目退职回城一事，发出国发[1979]121号《关于准许退职回城青年回原单位复工的通知》。《通知》明确提出：最近，一些知识青年盲目采取退职方式返市回城的作法不妥，应予制止。已办理退职的人员提出回原单位复工的要求原单位应该准许，要欢迎他们复工，不得歧视。5月23日上午，云南省委召开常委会议，强调坚决执行国务院的121号文件，凡原来知青个人单方面办手续退职回城，现愿意回来的，一律欢迎回来，相关单位应妥善安置，不能歧视。
 
    云南农场知青“回城”事件影响很大，惊动了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邓小平，中央政治局、国务院及王震、余秋里、王任重3位副总理等中央高层。其中，邓小平对云南知青问题的解决先后作出过5次批示或指示，其总的精神是：知青问题是一个全局问题。“文化大革命”留下了积重难返的问题很多，国家又很穷，彻底解决知青问题要有一个过程，这要向知青们讲清楚。知青要求回城，关键是当地经济不发达，农场没有办好，限制了知青特长的发挥，人家不安心。要多给西双版纳一些政策，多给他们一些主意，把那个地方建设好，成为有志青年的创业基地，国家要投入资金，没有钱，外汇也要用。若干年后，发动写联名信的丁惠民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感慨地说：邓小平确实是个讲求实际的人，点明了问题的根本，不就是穷嘛，生活没搞好，所以知青不安心闹着要回家。如果党中央能够早一点认识这一点，我们也不会闹到如此地步了。
 
    在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组织进行南疆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极其关键的历史关头，在党中央和邓小平的直接关怀下，在北京、上海、四川等省、市的积极配合下，加快了云南农场知青的回城的进程。云南采取招工、调动、顶替、病退等办法，使原来计划两年左右解决完农场知青回原籍安置的问题，仅用了半年的时间，到1979年7、8月份就使这批云南农场知青绝大部分都返回了原籍，从而迅速恢复了边疆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