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掌握审批大权的各级官员来说，进入这个市场就得不断经受诱惑。看到房地产商大把大把赚钞票，逐利的天性就很容易产生腐败的冲动。这时如果再没有对权力的相应制约，就会非常顺利地与房地产商的投怀送抱一拍即合。
上海一楼盘，其中有22名买家的折扣高达三至五成，折扣买家多出自房地、规划、工商、公安等政府部门。红网评论认为，房地产行业行政许可影响太重，这些成本最终会转嫁到消费者头上。
■阜阳“白宫”举报人蹊跷死亡与现任阜阳市颍泉区区委书记张治安密切相关，张治安的能量被传得神乎其神。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调查本身不公开不透明，不利于澄清相关传言，打消公众有关“调查组会不会在幕后的干扰下，走个形式，草草收兵”的担忧。
安徽已派员赴阜阳调查“白宫”举报人蹊跷死亡的事件，《新京报》评论认为，最好让媒体也参与该事件的调查。
■弱势群体（也包括相对弱势的执法部门）的合法权益最容易受到侵犯。即便是权重一方的县委书记也不例外。那么是否也要成立“县委书记维权办公室”，公布一个县委书记维权电话呢？
山西省公安厅公布了公安民警维权电话，理由是侵害公安民警正当执法权益的案件比较突出。《中国青年报》对此评论道。
■社会上的公司如果这样，应该早就失去竞争力，离被淘汰不远了。“铁老大”如此，却毫发无损，因为它是垄断行业，缺乏有效机制避免行政成本的浪费。
成都铁路局贵阳客运段的中英文对照标牌错误百出，贵阳竟被译成“the expensive sun”（昂贵的太阳），《成都商报》对此评论道。
■对政府信息什么能公开，什么不能公开，一直是个难以“界定”的问题。掌握信息的部门和单位对那些涉及自己利害关系的信息，完全可以借口“保密”和“安全”需要，不公开或者缩小公开的范围。因为这种对信息的自由裁量权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
《东方早报》评论认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开始实施了，但想获得政府信息恐怕还没那么容易。
■在政府部门的行政干预权力过大、掌握着主要分配资源的时候，大学管理者往往会极力向行政权力靠拢，无休止地在行政评估、行政审批、行政审查中过日子，而抛却了大学的精神和使命。
《中国青年报》评论认为，“大学办学围着市场来转”思想虽然是错误的，围着权力转才是大学堕落的根源。
■在收受手术“红包”成为一些医生潜规则的今天，有什么比“自己出钱让吃了劣质奶粉的患者去检验奶粉”的举动更令人惊奇？有什么比“癌症手术4个月后就上岗并坚持上夜班”的行动更令人钦佩？
《人民日报》评论认为，我们要向阜阳疫情的最早发现者和上报者刘晓琳学习如何忠于职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