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6日,巴勒斯担民众在加沙地带北部为被以军打死的巴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人员举行葬礼
“以色列的民主是成功的”——从西方角度看还算可以
以色列最初只是来自欧洲和阿拉伯犹太人的避难地，贫穷且战乱频仍。但其最终却壮大成一个地区军事强国，人均GDP超过了所有邻国。和二战后大多数国家不同的是，以色列议会制度保持60年从未间断，这也是美国以及欧洲与其交好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这一制度运作得如何呢？以色列的自由媒体有时会发表被其他人认为是反以的批评报道，其中大部分是指责约旦河西岸地带的不民主。在那里，犹太定居者能享受到所有以色列国民待遇，阿拉伯人却处处受限。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说，以色列的民主非常脆弱。
此外，缺乏书面形式的宪法，使得激进的高级法院掌握着绝大多数的民权，比如1953年下令禁止政府查封报纸，去年允许同性夫妇收养子女。但法院的地位也很微妙，一些以色列人希望议会限制法院在推翻政令、安全事务和审理人权案件上的权力。
以色列民主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仅占人口20%的阿拉伯人，从官方来说，他们应该拥有平等的权力，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阿拉伯城镇从中央政府得到的投入一直少于犹太城镇，犹太国家基金拥有近1/8的国土。在议会的120个席位中，阿拉伯政党仅占10席，一直被排除在联合政府之外，这成为了以色列政府的不稳定因素。
此外，主要政党的内乱也使得联合政府摇摇欲坠，工党、利库德集团以及从利库德集团分裂出来的前进党，目前只拥有议会60个席位。工党领导人巴拉克和利库德领导人内塔尼亚胡都曾经担任过总理，但在选举中却以大比例败北。这充分反映了其党派的落后以及公众的不满。解决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僵局不仅是以色列最大的挑战，也是最大的难题，以色列民主需要新鲜的血液。
“以色列是个犹太国家”——和想象中的有区别
在西方国家，“犹太”通常被定义为一种宗教，相当于“天主教”或者“穆斯林”。但创建以色列的犹太复国运动起源于19世纪的民族主义，并将犹太定义为一个类似“俄罗斯”或者“法国”的民族。受同时期其他民族主义运动的启发，最初的犹太复国运动者将犹太人回到以色列土地的愿望，转变成一种现代的国家主义运动。因此，犹太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宗教、民族以及国家的一个集合体。
犹太人一直是以色列多数人种就源于这种观念，对以色列而言，真正的犹太人意味着要讲希伯来语，住在犹太的家乡，但属于以色列社会。犹太节日就是国家的节日，应该出去旅游而不是呆在教堂里。
“大屠杀创造了以色列”——不是
犹太复国运动开始于1897年，比纳粹统治德国还要早数十年。此外，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行动开始得更早。
在那个单一民族国家流行的时候，犹太复国运动者也想要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家，于是就根据当时的移民趋向来制定计划。1939年，轴心国统治下共有830万犹太人，其中600万人被杀。大屠杀使得犹太复国运动一下子失去了支持，随后建立的以色列远比计划中要虚弱得多。另一方面，以色列本想靠大屠杀博得同情，但无意中反而让阿拉伯国家产生了“为欧洲过错买单”的想法，这弱化了以色列存在的合法性，使得西方转而支持巴勒斯坦。如果非要说大屠杀创造了以色列，那也只能是从心理上而言，事实却并非如此。
“以色列正处于消亡边缘”——不再是了
以色列1948年5月14日宣布独立后，阿拉伯邻国发动了战争。但没有组织和经验的阿拉伯军队很快就战败了，以色列战后所控制的领土反而超过了联合国协议中所规定的范围。1967年6月的“六日战争”前，阿拉伯大军陈兵边界，以色列人曾担心会遭到第二次大屠杀。但通过战争，以色列确立了自己地区强国的地位，特别是1973年10月击溃埃及和叙利亚的闪电战后。5年半后，与埃及签署的和平协议又令以色列一个最强大的对手平静下来。如今，以色列已经没有了类似于当年埃及联盟那样强大的军事威胁。因担心全面战争，黎巴嫩也转而暗中支持真主党和哈马斯等反以组织。从国家层面而言，这些威胁只相当于一种慢性疾病，而不再是致命疾病了。
“拥有核武器的伊朗将摧毁以色列”——不会
如果常规武器不能威胁以色列的存在，那要是伊朗造出核武器呢？以色列右翼领导人内塔尼亚胡曾这样说：“伊朗就好比是1938年的德国。”
此外，尽管以色列没有正式宣称拥有核武器，但以总理奥尔默特曾在2006年无意中声称以色列是个核国家。一些外交报告中还谈及过以色列的二次打击能力，其中表示，即便敌人首先发起攻击，以色列也能随后展开反击打败敌人。
冷战时期，正是因为这种潜在威慑，使得苏联和美国不敢动用核武器。在以色列和伊朗身上，情况同样如此。也许伊朗愿意牺牲士兵的生命，但决不会付出更高的代价。实际上，伊朗研制核武器的目的并非清除以色列，而是提升国际实力，威慑其他核国家。这一项目真正的危机，是可能引发地区核竞争。如果核按钮和操作按钮的人越来越多，误按的几率也会越来越大，那只会把整个人类推入灾难边缘。
“哈马斯想要消灭以色列”——只是愿望
哈马斯1988年的成立宣言中，将巴勒斯坦定义为一个“未来穆斯林的圣地”，其中包括了1967年以前的以色列土地。宣言中说，所有巴勒斯坦人都应该通过“圣战”获得解放，外交只是“徒劳”。这份宣言将激进的民族主义转变成一种永恒的宗教信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哈马斯也出现改变，很少再提及宣言了。如今，哈马斯虽然坚持强硬态度，却更注重实效，一个标志就是它决定参加巴勒斯坦选举。在2006年的竞选中，哈马斯一方面强调要收回以色列于1967年占领的土地，另一方面也强调了以色列或巴勒斯坦人回归的权利。这种转变是在承认以色列问题上所迈出的一步，目前，哈马斯内部也出现了是否要与以色列直接谈判的争论。
“以色列说客控制着美国政策”——没有
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在《以色列说客和美国外交政策》一书中曾表示，说客其实是为了美国而存在，他们不仅操控着美国对以政策，也操控着对其他国家的政策。但问题是，这本书很可能是“美国以色列公共关系委员会（aipac）”的自我宣传。
aipac的确常常游说美国国会，但对政策的影响有限。比如他们没能阻止里根向沙特出售侦察机，没能阻止老布什以贷款威胁以色列控制西岸定居点。克林顿时代，aipac倒是让美国通过了将驻以使馆从特拉维夫搬至耶路撒冷的法令，但法令中却赋予总统否决权，所以到小布什的时候，法令依然没能真正实行。实际上，美国中东政策的主要基调，早在“六日战争”后就由林登总统确立了，当时曾担任过国家安全顾问的乔治·邦迪写道，美国支持以色列存在，但也要保持与亲西方阿拉伯国家的友好关系。让以色列保持强大，总比美国直接出面保护要强得多。邦迪也表示，从长期来说，让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和平共处，是解决美国外交难题的唯一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