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妙答众问
学术自由发展越快越早拿到诺贝尔奖
听众：在您看来中国的大学如何能够培养出杰出的学生？以及如何才能够作出世界一流的研究成果？我们大概要多长时间能够获得诺贝尔奖？ 丘成桐：美国很多名校抢名教授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带好学生。没有好的导师，中国的教授和老师应该诚恳地要求学生自己学习。至于什么时候可以拿诺贝尔奖，我觉得学术自由发展得越快就能越早产生。
听众：怎么才能在世界数学界称霸？ 丘成桐：数学爱好者是爱好数学来做数学，不会为了称霸来做数学。
听众：其实小学教育是基础，远比高等教育重要，我们的学者是不是应该更关注这一方面？
丘成桐：小学教育是所有教育的基础，在座的在这方面能力都比我强，所以我讲的是高等教育。
听众：您和您太太在家里是不是也会吵架？您擅长的家务活是什么？ 丘成桐：两个人在一起，三十多年不吵架是不可能的，要不吵架就离婚了。关于做家务，洗碗总是我洗了。烧饭烧得不好，所以就免了。我们家庭的关系很愉快，我们两个儿子也常常开玩笑。
中国高等教育七大问题
中国高等教育还有哪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丘成桐看来，有很多。
问题一：人才凋零
现在院士的年龄平均在70岁，他们不是走在最前沿的学者。富有创造力的年轻学术领袖非常少。哈佛大学希望请到的是40岁以下的教授，勉强50岁以下，50岁以上的表示尊敬，但不能当学术领导。
问题二：资助不足
中国对精英大学拨款的数目，不及美国主要大学资金的十分之一。举例来讲，哈佛大学历年的经费是30亿美金。
问题三：评审制度不健全
缺少人才和资金时，同行评审制度就会漏洞百出。对从事研究为主的学者而言，研究基金绝对是不可或缺的，由于这些基金掌握在国家，或更确切地在一小部分院士或大学行政人员手上，便形成错综复杂的学术政治。行政管理部门也尝试用公平的方法评比教授，为了公平，他们用定量的方法来研究和打分。现在国内世界级的有分量的专家不多，又以外人不了解中国国情为理由，绝对不让海外专家参与评审制度。这与科学不分国界是背道而驰的。
问题四：人文培养的缺失
学者的责任，乃是提供及带领社会去赏识人文。学界出现很多不道德的事情就是伦理文化的丢失。
问题五：开放性不够
文革结束后，中国实施开放政策，经济飞跃进步，可惜在学术界并没有开放政策，毕竟在学术界管事的都是上一辈的人，他们要看到四周都是国内学者，或者是自己门人子弟，心里才会踏实，结果年轻人没有发挥自己思想的空间。
问题六：研究与教学脱节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教授都认为他们唯一的任务是从事研究，对教学不屑一顾。其实教学相长，大学没有要求每个教授必须教课是愚不可及的。适量的教学乃是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教学不只可以支援研究，在与年轻人相处的过程中，往往亦能迸发出新鲜的想法。
问题七：资深学者行政任务繁重
成为行政人员以后，对自己或是家人及学生都可以带来利益，他们无法拒绝这些诱惑。行政上有文山会海，上下级的送往迎来，繁重得令人透不过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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