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速度”的两个极端

    近观两起事件，足见“权力速度”的两个极端。
    
    堪称极速者，如汶川大地震中的追责风暴。伴随着紧张的抗震救灾，四川各地共有6名官员因救灾不力玩忽职守被就地免职。也就是说，当事官员稍稍露出问题尾巴即被及时处理，公共利益的完整、公共秩序的神圣、公共权力的尊严都得到了有力有效的维护。（5月30日《长江商报》）
    
    而创造了神奇蜗牛速度的，则是受到舆论关注的吉林省公主岭市公安局越权罚款案件。该局从2006年2月起将罚款数额作为考核干警的重要依据，引发了一场离谱的罚款竞赛和乱罚款狂潮，当年罚款44.7万元，《人民日报》等媒体对此进行了连篇报道，当地的马拉松式处理却横跨了两个年头。处理结果更是叫人大跌眼镜：仅对事件始作俑者、市公安局局长王智青以一纸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了事。（6月2日《扬子晚报》）
    
    非常时期需非常手段，或许可以作为前者的理由。然而对于后者，我们却始终无法从行政规则和行政伦理中找到根据。尤其是重温当初的报道，看到这位局长面对记者调查结果铁嘴钢牙坚决否认的强硬态度，品味众多过往司机频频挨宰的难言痛苦，洞悉中央媒体记者采访途中接到当地主要领导电话干预的内幕，任何人都会为那些实名举报者感到担忧。一起典型的权力乱作为事件，一起性质与社会影响恶劣的“三乱”案件，最终的查处追究却以蜗牛般的速度进行，到底是什么阻碍了正义回归？是盘根错节的关系网，还是充满暧昧的官场潜规则？
    
    有句著名的法律谚语曰：“迟到的正义是非正义。”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完善的权责体系需要通过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来体现，需要低成本与高效率的有机结合。动辄就地免职的闪电追责只能是特殊时期的权宜手段，并不一定代表着常规的权力速度。然而无故拖上一年半载、几近暗箱操作的冷却式处理，同样是一种几近恶搞的渗水速度，破坏了制度权威、政府公信力，埋下了腐败的种子，对群众感情造成了巨大伤害。
    
    两起事件，两个具有鲜明反差的权力速度，如同一辆独轮车和一辆极速跑车并排走过，它们的空间距离需要公众用想象填充。